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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历史基础 Post By：2009-9-27 11:49:00 作者：翟玉忠 摘要：天道沧桑，甲子循环。本文反观过去六十年直至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阐明了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形态植根千载的内在逻辑：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有机体，文明有机体是通过自由移民和自由通婚，以不同文化族群融合的形式实现的。中国古典政治理论反对大的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权力分赃的正当性，这使中国现实政治始终显示出超党派的特征；同时，本文就人类社会科学中中国学派的兴起作了尝试性论述。 关键词： 义 族群融合 惟齐非齐 超党派政治 中国学派 一. 引论 中国传统历法中六十年为一甲子，六十年意味着什么？对一个人来说，它意味着从蒙童稚子成长为睿智的老者。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意味着更多的成熟与自信。 天道沧桑，甲子循环。反观过去六十年直至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在人类文明史上，很少有一个族群像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人所作的那样，自己主动抛弃建立在数千年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人文体系，全面引入异域文化。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军事强权的持续强大压力下，那些焦虑地寻求自强之路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逐步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的军事科技不如人，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如人。甲午战争的失败强化了这一偏见，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思想自我殖民过程——全盘引入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及其学术体系，以西释中，基本的语言范式是“中A是西B”或“中A不是西B”。 直到近年来，学术界才发现我国社会科学走上远离本土现实的不归路，它不仅不能为国人的现实生活提供必需的价值依托，也不能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我们对现实作基本判断的时侯，既可以说“中A是西B”，也可以说“中A不是西B”。历史上这种争论举不胜举，比如中国秦朝以后是不是封建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是不是专制社会，老子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等等。 我们的学者面对这种争论所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中国的对应物更类似于西方的什么对应物，或者哪个判断有利就用哪个。在传统社会是不是专制社会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中国学者选择了孟德斯鸠肯定的看法，而没有选择伏尔泰的主张，后者认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世界上这个最古老国家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老子的思想归属问题目前因为唯物主义在思想界的稀释冷却了下来，不过许多学者还坚持说写了《神灭论》的南朝人范缜是唯物主义者，这几乎是学术上欠严肃的“顾名思义”。 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安乐哲（Roger T.Ames）和他的中国学生田辰山在探索中西文明底层结构的异同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发现二者在思维方式上是不同的，西方的世界观中有一个上帝式的超然主宰存在，是“以神为本的”，而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没有超然的存在，一切都是自然的，这就形成了西方二元对立、单线单向的思维方式及中国主客互系，身心一元的思维方式。它使我们看到，老子和范缜都是信奉心物一元的中国哲人，根本不能套入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的思想架构。 我们不防借用安乐哲教授引入的“鞋拔子”（shoehorn）这个概念，他用这个词来比喻把中国文化硬塞进西方概念中的现象，安乐哲举例说：“我们把‘天’翻成Heaven，把‘仁义’的‘义’翻译成righteousness。而中国这些观念根本无法进入英语的范畴之内。Righteousness是圣经上的一个词，意思是合乎超绝、完美、完整的上帝意志的行为。这个范畴概念跟中国‘义’的观念没有任何关系。还有，我们把‘礼’翻译成ritual，把‘仁’翻译成benevolence。中国传统的父子之礼怎会是ritual？‘仁’怎么会是benevolence？这样翻译，等于是将中国传统思想当成对上帝范畴的二等述说的记录——‘天’就是上帝。这是因为在西方人的心目中，Heaven就是上帝；‘义’就是遵照上帝的戒规；‘礼’就是教堂仪式；‘仁’就是上帝的‘泛爱’。这样把中国观念（语言）翻译成西语表面上对应的词，等于把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变成西方‘以神为本’的宗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