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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没有秘密 　　书法是啥 　　按常理，谈书法有没有秘密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概念，也就是――什么叫书法。什么叫书法还用谈吗？我看过的关于书法的书不多，但也不算少，对于什么叫书法这个问题，侧重点还真都不大一样，所以确定“书法”这个概念还是有必要的。在这本《书法没有秘密》里，作者给的定义是“涉及汉字书写的全部范围”。 　　众所周知，汉字成熟之前是以符号为面目出现的，比如甲骨文，但在一些研究者看来，那已经算是书法了。郭沫若就曾明确地说甲骨文是一代法书――也就是堪作典范的书法，而那些刻甲骨文的人就是后世的书法家。作者说，古代的字得以流传下来，靠的是铸、刻、写几种形式。铸造不是书写，书写是铸造之前的一道工序。而刻和写，一个用刀，一个用笔，所以他说，“从整个历史看，书法史就是一部刀笔合流的历史”，“大约唐以前铸刻书迹的数量超过了毛笔真迹的数量，宋以后则毛笔之迹占据主流。”也就是说，书法在其流传过程中，笔成了主要的工具。即便如此，刀迹和笔迹仍然相互影响着、借鉴着，笔写下的字中有刀刻的味道，刀刻出的字中有笔的痕迹。作者还提到近年来出现的“指书”、“棉纱书”、“扫帚书”等一些借用刀、笔之外工具完成的书法，他认为那些并非什么新事物，因为它们一直在效仿笔，而笔却从没有效仿过它们。 　　对于书法的界定，作者还有个说法――“书法就是笔写汉字”。详细点儿说，即写字人可以选用所有的工具、采用任意的形式来写字，但如果写的不是汉字，那就不是书法。 　　学书法的理由 　　学书法的理由多种多样。 　　古人不用谈这个问题，他们用毛笔写字，和今天我们用钢笔、圆珠笔、铅笔写字的目的一样，那就是实用。因此，古人看书法，并不觉得有多重要。上学的时候，老师讲到汉代历史，会提到“投笔从戎”的班超。班超当年跟着哥哥――写《汉书》的班固到洛阳。哥哥有工作，他可没有，只能以抄书维持生活。他很感慨，认为只有像刺杀楼兰王的傅介子、出使西域的张骞那样的人才能算是大丈夫，像他这样整天写字的没出息。后来班超终于如愿以偿，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并在皇上的指派下，到西域工作了31年。最后，他应该是后悔了，哭着喊着要回去。作者认为，写字不一定就会妨碍建功立业，像班超这样“投笔从戎”的人属于个例。其实，历史上有些人，比如唐代书法家裴行俭，就是打仗和书法两手都硬的，都没耽误。 　　历史上，有人因书法而得功名，当然，学书法的时候他未必就想到用书法来博这个。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早期在割据陇右的薛举手下做事，没什么作为。后来李世民灭了薛举，褚遂良就投降了唐军。这时候，褚遂良的爹起了作用。老褚和当时的大书法家欧阳询是朋友，欧阳询因为这个关系，也因为小褚的书法不错，所以对他格外器重。有了这个人脉，褚遂良的圈子就广了。后来他得到魏征的举荐，然后一步步走上了政坛。玄奘取经回来后，皇上李世民和太子李治都写了文章，两篇文章都是由褚遂良抄写下来再刻到碑上的。皇上和太子写的字不直接刻碑，倒让臣子写字刻碑，这个事，皇上不点头，谁敢做主！皇上点褚遂良的将，说明皇上对他充分肯定，这称得上殊荣。等到李世民去世时，褚遂良还成了顾命大臣。作者说，这在古代已属于人臣的最高荣耀了。 　　到了今天，书法的实用性已经减少到几乎没有了，但书法并未没落，官员、富豪、名流、教授、演员，甚至无业者，仍有一批人迷恋书法，尽管他们的目的各有不同。当下的人操持书法，成功人士更多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多才多艺，普通人群更多是陶冶情操，一些专业人士则是为了文化的传承。作者上大学时，曾有位老师拿着本武英殿古书请他帮忙认题跋里的字。作者讲，那是因为清人的字又小又密又潦草，而老师目力不济，其他学生又不熟悉行草。作者将题跋翻译为现代汉字交给老师的那一刻，忽然意识到，毛笔书写一定不会成为历史的化石。 　　书法害死人 　　学或不学书法的人，都知道“临摹”这个词。“临摹”放到书法里，是两个意思。“临”是看着帖写，“摹”是拿纸覆盖在帖上沓着写。自古以来，就有能临摹古人作品的人，一些相关的故事极具传奇性。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也许记得《二士争功》里的邓艾和钟会。钟会是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儿子，也是个书法家。他和邓艾一起去讨伐蜀国的时候，邓艾给朝廷写的奏章都被他篡改了。篡改以后的奏章，口气很傲慢，看着就招人恨。但因为他模仿邓艾的笔迹非常像，所以没人看出来那奏章是假的。靠着这个技艺，他最终把邓艾送进了鬼门关。不单是对外人，对自己人，钟会也不放过。他一个远房外甥有把价值百万的宝剑，剑由外甥的母亲保管。钟会看上了这把剑，就模仿外甥的笔迹给外甥他妈自己的堂姐写了封信，把剑诓跑了。不过他这外甥也不是省油的灯，给了钟会一个大报复。此人擅长画画。钟会兄弟花费重金造了个大宅子，搬进去之前，他这外甥偷偷跑了进去，在门厅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钟繇的像，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这可把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