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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翻译纯理论研究 　　作者简介：郭晓飞（1988- ），男，山西人，桂林理工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 　　摘要：本文评介了西方翻译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发展脉络，以及中国翻译理论的演变，试图归纳出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路径，以便对其形成比较成熟的见解，并为中国翻译理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和积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翻译理论；路径；翻译研究 　　1. 引言 　　翻译，自古以来就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其中所涉及的角色远不止原作者，译者和读者这几个方面，翻译的过程和后续的传播涉及的也不仅仅是语言转换这么简单的过程。翻译需要一种科学的手段将其规范化，因此当时发展已相对成熟的语言学进入了翻译研究者的视野，试图从语言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翻译，探究翻译的实质内涵以及具体的操作过程如何来实现。但是，翻译这一复杂的人类活动在语言学的范畴里也慢慢变得力不从心，一些文化层面的问题用语言学的手段无法解决，此时便亟需将翻译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语境里，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翻译现象，所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如何译的问题，而是为什么这么译，背后隐藏的动机是什么，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影响。 　　James Holmes在1972年发表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是翻译研究领域发展中一篇及其重要的论文，他提出了要建立独立的翻译学学科，并勾勒出了一个整体的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将翻译学分为“pure translation studies”和“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其中前者又有两个分支：“theoretical”和“descriptive”。其中“theoretical”的主要任务时利用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成果，结合相关领域或学科的成果，建立一些普遍的原则，用以解释和预测翻译现象。本文集中探讨的是“theoretical”部分，从对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试图归纳出纯理论研究的路径，并对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指导。 　　2.西方翻译理论研究 　　2.1 20世纪中期之前的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中期之前的翻译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语言学派为代表的翻译理论研究，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产生的从功能、系统等多角度对翻译现象进行阐释的翻译理论研究，从而将翻译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的文化语境，20世纪后期又不断发展，产生了性别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直到20世纪中期为止，翻译理论一直还是停留在“直译”、“意译”与“忠实”的阶段。西塞罗在《最优秀的演说家》中介绍了他对古希腊演说家作品的翻译，并提出了“作为演说家”的翻译方式。哲罗姆也支持“意对意” 的翻译方法，认为其有利于对原文意义或内容的翻译。而“字对字”的翻译方法会使译文晦涩难懂，背离原文的真正含义。跟哲罗姆一样，马丁?路德也反对“字对字”的翻译方法，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用普通大众的语言翻译了《圣经》，并从原文与译文读者的角度探讨了翻译问题。英国诗人兼翻译家约翰德莱顿将所有的翻译分为三类：逐字译、意译和拟作，其中他所推崇的是第二类翻译，相比之前的“字对字”和“意对意”，德莱顿试图制定了一些翻译准则以供人们参考。除此之外，艾蒂安?多雷也以同样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的五条原则。继德莱顿之后，首次系统地研究翻译的文章要数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与德莱顿以原作为中心不同的是，泰特勒站在了目的语读者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并提出了三条“法则”或“规则”。之后进入19世纪，德国神学家兼翻译家施莱尔马赫写下了意义深远的翻译著作《论不同的翻译方法》，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译者：商业文本译者和艺术文本译者，其次他还阐述了译者需采用相对于顺化（naturalizing）的异化（alienating）的翻译方法，即让译语读者向原文作者靠拢。这一分类对后来的韦努蒂将翻译划分为“归化”和“异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2.2语言学转向 　　进入到20世纪中叶，翻译理论学家开始尝试从较为系统的角度分析翻译问题，主要借用了语言学的分析模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雅各布森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提出的语言意义与对等的本质，并描述了翻译的三种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通常所指的翻译是第二种，即两种不同书面语之间的翻译。该书奠定了翻译研究语言学的基础。雅各布森遵循索绪尔提出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进而思考不同语言之间的词语意义对等。 　　下面将以奈达的翻译理论发展为个案，探讨纯理论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奈达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将翻译理论从停滞不前的“直译与意译”的争论中摆脱出来，从科学规范的研究角度对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和阐释，创造了一种用新姿态对待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气氛。 　　同时，奈达所提出的理论也会招致一些批评。例如，对于文学性较强的小说和诗歌等，对等理论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