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湘西民歌的搜集整理与其新诗创作的关系.docVIP

沈从文湘西民歌的搜集整理与其新诗创作的关系 　　 湘西民间歌谣是湘西地区民俗民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湘西民众反映生产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其历史悠久，传唱广泛。朱熹《楚辞论集》中：“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请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说的就是湘西民间歌谣中的巫歌。而除了祭祀庆典这种正式场合演唱的巫歌之外，还有山歌、小调、劳动歌、风俗歌等，以一种更为轻松、自然的方式渗透于湘西人的生命形态之中。在湘西，几乎无人不歌，无事不歌，无处不歌。 　　 沈从文作为湘西土生土长的现代作家，他对湘西的民间歌谣情有独钟。特别是1920年代他初到北京之时，在他人生处于最艰难、最困窘的时期，是湘西民歌给了沈从文以都市生存的勇气，并促使沈从文以新诗为切口走上了新文学创作的道路。 　　一、沈从文搜集整理湘西民歌的缘起 　　 关于搜集整理湘西民间歌谣的最初原因，沈从文本人未曾进行过多的直接描述或解释，只在其搜集整理的《?m人谣曲》的《前文》中有所提及，“可是我渐渐感到我所知道的山歌太少了，许多许多我能摹想得到的那类青年男女的事情，就找不到一首更朴质合乎实境的歌来唱。因此我才想起写信转故乡去找寻那些东西。”[1] 颇有“书到用时方恨少”之意，至于为何急于用“书”，他明确写道“一见到她们，或是听到一个地方，幽幽的有了女人说话声音时，总不能自制，我对这类健康的娱乐生一种遐想”即是向往，又无从实现，于是“每日每日到半坡上去低低的唱我所知道的那几首山歌”，“小小麻雀才出窠，一翅飞到田落角，只有麻雀胆子小，看到谷黄不敢剥”，“唱个山歌把姣兜，看姣抬头不抬头;马不抬头吃嫩草，人不抬头少风流”。[2] 不难发现，抒唱男女情状的民歌成了二十出头的沈从文对爱情极度渴望的寄托和望而不得，幽思难遣的发泄途径，这是他搜集湘西民歌最直接心理动因。 　　 至于另一个隐而未说的重要原因，需要我们设身处地考虑沈从文当时的境况：怀揣七块六毛钱，只身从偏居一隅的蛮荒之地来到几百万人口的大北京，一心想着“读好书救救国家”却屡遭落榜。读书无路，转而写作，没日没夜伏案的结果却是所有稿件石沉大海，杳无消息。在忍受理想上的绝望的同时，还备受现实生存的折磨，寄居在“霉而窄小斋”，一身单衣，两床棉被是全部过冬之物。吃饭常常上顿不接下顿，冷极了去京师图书馆烤火，饿极了靠喝开水充饥。他1924年11月至12月间写下的日记体散文《公寓中》便记录了当时的生活：“独居生活的幽闭、欲望不能达成的焦虑、不断的挫败与失意，以及自怨自艾的感伤。”[3] 当他终于得到第一份工作，在香山慈幼园图书馆做了小办事员后，却又因卑微寒酸受到教务长的挖苦和同事的轻视。这一切，都让沈从文深深体会到了都市生存的不易和人情的冷漠。 　　 综观其1928年以前的作品，有关回忆湘西故乡生活的文字可谓压倒比重，凌宇认为，这是“一种对孤独，为人情冷漠挫伤的都市生活经历的心理反映现象。”沈从文“企图从往事中寻找由友谊和亲情构成的人间温暖与同情。”[4] 这时除了回忆，饱含了“爱和热情”的湘西民歌显然成了沈从文最容易得到的安慰，由此，我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最困难的日子里还要屡次委托表弟代为收集，抄录家乡民歌了。可以说，一方面借此获取来自故乡的温暖，另一方面则是对都市人情冷漠的反抗。用他自己的话讲，“若是同一个新式城中女人去唱歌，高雅点去作诗，那可不行，最好，还是赶快找一点钱吧。”[5] 而家乡唱着民歌的男男女女却是靠着真率、质朴来获得属于自己的纯洁爱情。 　　 上述两点是沈从文搜集民歌主要的内在因素，但并不能以此解释其对民歌细致的筛选、考证及后来的编辑、发表工作。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结合当时新诗的发展状况和相关文学事件进行分析。 　　 沈从文的民歌搜集活动集中在1924年至1927年间。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新诗的“建设期”，新诗的写作资源是诗坛关注的一个重点。用古典的旧词藻，产生不了现代意义的新诗，而一律借用西方的词汇、概念，又造成中国新诗本土因子的缺乏，往往为人所诟病。这个问题，已被刚刚尝试新诗创作的沈从文注意到了。为此他创作了民歌体的新诗《乡间的夏》。沈从文说，“至于必威体育精装版的什么白话诗呢，那中间似乎又必须要加上云雀、夜莺、安琪儿、接吻、搂抱”才行，“若因袭而又因袭，文字的生命一天薄弱一天，又那能找出一点起色？因此，我想来做一种新的尝试。”[6] 可以说，沈从文对湘西民歌的搜集是在有意识地为新诗寻找新的创作资源。既无家学渊源又不是科班出身的沈从文，也正是通过诸如《乡间的夏》之类的民歌体新诗走上新文学创作之路的。 　　 其实，当时的北大歌谣运动还正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从1918年设立歌谣征集处，到1925年6月《歌谣周刊》的停刊，前后近八年时间，以刘半农、周作人、胡适为代表的一批北大知识分子，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