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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旭：学者，儒商研究专家 　　儒商的社会变革力量 　　很多草根出身的企业家，在经济上有所成就的同时，也开始有了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增强社会影响力、追寻人生意义与社会认同、消费传统文化产品等多方面的需求 　　基于儒家理念开展商业活动的行为源远流长。公元前五世纪，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不过，当时的人并不称他为“儒商”。同样，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也列举了很多“富而好礼”、注重社群共同繁荣、又能合理牟利的商人，这些商人注重长期的可持续利益，区别于某些贪婪攫取短期利益的“贪贾”，而被称为“廉贾”。其中也没有提到“儒商”。那么，“儒商”是否只是一种浪漫的历史回忆呢？ 明代儒商的两个传统 ――文辞与道德 　　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张德胜两位教授认为，“儒商”在明代后期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的出现，与明代商业发展过程中读书人增加、但科举名额有限所引发的“弃儒就贾”大潮有关，类似于现在人说的“读书人经商”。不过，“儒商”何时才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词汇的呢？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中心周生春教授研究发现，“儒贾”最早相连成词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而“儒商”则最早出现于清代康熙年间。“儒贾”与“儒商”的涵义基本相同，“贾”与“商”的差异，并不是“坐贾”与“行商”的差异。 　　“儒贾”一词，主要出现于士大夫创作的商人墓志铭、传记中。这些文本往往因为文人“谀墓”的问题，遭到学者的轻视。因此，出现了一类简单化的解释――“儒商”只是一种历史虚构，一种对富裕商人的赞誉之词。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儒商”是不是对商人的某种赞誉，而在于该词语的创造者与使用者要传达一种什么样的讯息与期待？因为词语是人们想象、思考世界的工具，其中蕴藏着改变社会的力量。新词语的出现，表明了新的社会动员力量正在生成。 　　明代儒商主要受两个传统的影响。第一个传统是文辞的传统，延续了前七子李梦阳等人的文学复古思潮。第二个传统是道德的传统，延续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潮。 　　目前发现的史料中，最早使用“儒贾”一词的是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昆。万历三年（1575年）左右，汪道昆批判了官场士人“轻商重儒”与徽州社会“重商轻儒”两种风气，随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认同选择：到底是做像商人一样的儒家（即“贾儒”），还是做像儒家一样的商人（“儒贾”）呢？他描述的徽商叫程锁，年幼时接受诗教，为人很孝顺；父亲客死淮海后，扶柩归葬，家道稍损，受母命弃儒就贾，与宗族十人在吴兴艰苦创业；中年时，程锁客居溧水（今南京南）经商，低息放贷给贫民，又于丰年低价囤积粮食，饥年平价卖出，在贫民中很有声誉。除了商业活动外，他跟随吕楠、湛若水两位学者学习儒家性命之学。当倭寇入侵徽州时，又召集里中少年练军御倭，多次捐款筑城；晚年则“释贾归隐”，暇时“召宾客，称诗书”；其母死时，他以年迈之身严守丧礼而病亡。其人格形态明显是儒家式的。 　　这类儒商参与了文学复古的运动，期望借此突破理学与市场的双重桎梏，解放性情，重新获取一种具有启蒙意义的新主体身份。很多徽商向他们学习，到了崇祯年间，甚至出现徽商因为大规模进入诗坛而引起士人反感的现象――“秃兵与徽贾，阑入词人坛。律之凿石门，夺牛而蹊田。我欲肆毒手，一浣此醒膻。” 　　无独有偶，湖北黄安人耿定向（1524-1597年）以《儒贾传》为篇名，为曾客居黄安县的徽商程豪、程表两兄弟合写了一篇广为流传的商人传记。该文引导人们思考：到底是叫卖智术、钓取奇货的职业读书人可以称得上儒者，还是扶义乐善、仁心为质的商人可称得上儒者？传主程豪早年是个小商人，他的整个商业发迹过程，是从湖北举水河上游的麻城岐亭小市开始的，在那里他从乡人郭今处，学习阳明心学，因为出色的领导力团结了一批人而经商致富。在当地的一次严重饥荒中，他倾力救济而被县令赐匾褒奖，得到当地士绅民众的交口称赞，也有了“儒贾”的好名声。他的生意越来越大，做到举水河下游、靠近长江入口的黄冈团风镇。随着他在新的陌生地不断构建信任社群，他的财力也越来越雄厚。到年老时，他派遣仆人到江苏真州去贩卖食盐，偶尔也回到徽州整饬宗族，宴饮旧友。程豪总结自己的商业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学习儒学。 　　经过众多文士与商人的共同努力，“儒贾”终于成为万历以后的一个流行用语，并对商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儒家伦理与智慧也随着商业书、商人书的出版与流行，在实际生活中被扩散开来，成为塑造明清以来商业文化氛围的重要因素。 当代的“儒商”话语 　　迭至民国时期，“儒商”仍时不时出现于报刊文章及社会用语中，并没有消亡。上世纪三十年代，哲学家贺麟就曾提出过儒商、儒工等说法。即便经过五十年代的私有化改造以及后来的文化革命，这个词仍然留存于少数中国人的观念中。但是，总体而言，儒商观念已经成为一条隐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