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潜在”文化逻辑的发掘者.docVIP

时代“潜在”文化逻辑的发掘者 　　纳博科夫在他的《文学讲稿》中有段对作家的著名描述：“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这里，“魔法师”当然是指作家创造的禀赋，化腐朽为神奇的语言力量抑或点铁成金的艺术颖悟。而我以为，一位好的批评家也应该是一位魔法师，需要拥有一根舞动奇迹的魔法棒，可以激活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精魂，与批评者的灵魂完成相遇和晤谈；可以戳痛平庸之作貌似不凡的假面，剥掉它过于华丽的斗篷；也可以在众多不相关联的作品中找到某种隐藏至深的时代症候，并抽丝拨茧般将之呈现。房伟博士便是拥有这样一根魔法棒的批评家。在同一辈新锐的批评势力中，他的学术逻辑的生成点、批评视野、洞察力、想象力和雄辩甚至恣肆的文风都让人印象深刻。 　　2014年，房伟在三联书店出版了《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该书通过大量一手的采访、回忆、论述等资料，以“革命北京”到“后革命北京”的时空过渡为背景，全面展示了王小波的生命细节、文学特异性、精神成长历程，及他与中国当代文化史的隐秘联系。房伟特别的“叙事角度”，呈现了王小波“特立独行”的养成史，澄清了误读与误区。在我看来，这本专著既是一本为传主“文化神话”的形象祛魅的传记，也是一个与传主引为同调的青年学人倾注情感体验和信仰的心灵史。 　　在房伟批评操练的起初 ，对王小波的阅读和王小波不合众嚣、富有独特精神高度的文学见解形塑了房伟的文学趣味，也某种程度上奠基了房伟的文学理解。比如，他对现实悖论和“文化悖论”的敏感，对历史话语的省思与批判，布罗代尔式的发掘细节并微言大义的能力，对不入正统批评家法眼的具有狂欢和解构意味的网络作品和大众通俗文艺的另类解读，透辟的、拒绝循规蹈矩的批判立场，对卡尔维诺、君特?格拉斯、尤瑟纳尔等作家的援引等都可以在王小波这里找到对应，而他后来致力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课题大概亦与此相关。他在《论中国现代小说民族国家叙事的内部线索与呈现形态》一文的结尾提到：“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民主国家叙事，作为宏大叙事思维方式并没死亡，而是以‘多声部’的方式，不断扩大内涵与外延。而新的以集体主义遮蔽个体的倾向，也值得我们警惕。”其中透露的思辨和审慎，以及对自由、平等启蒙精神可能被失范的民族情绪耗尽的担忧，也是王小波式的。在我看来，房伟的批评最难得的地方在于这种清醒的辩证，即便对于他所尊敬亲近的作家、所喜欢的作品、所用力最勤的批评概念，他也要从拆解“神话”、破除偶像心理和惯性思维开始，在一重重的辨析和阐释中，完成对批评对象“象征资本”的清理和富有学理的还原，《十年，一个神话的诞生――王小波形象接受境遇考察》 《荒野中的迷失――从张贤亮小说谈新时期文学救赎意识之批判》 《破裂的概念：在先锋死亡的“伪宏大叙事”年代》 《炸裂的“奇书”――评阎连科小说创作》 等文即是明证。这里不妨以《破裂的概念：在先锋死亡的“伪宏大叙事”年代》为例，来看其所强调的辩证思考的内在“文化逻辑”。 　　《破裂的概念：在先锋死亡的“伪宏大叙事”年代》讨论的是余华备受争议的长篇《兄弟》。对于这部小说的评价，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房伟此文的观点（比如，他认为 《兄弟》 没有艺术强度，是一种简化和“概念化”的写作，而我以为，这是具有指涉性的寓言化写作），不过他依托对“现代国家民族叙事”的梳理和熟稔，将《兄弟》放在时代语境中做“症候分析”，并以此反思批评界对文本误读的思路是非常有启发的。在房伟看来，《兄弟》既是余华创作危机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无法完成“整合时代”的“焦虑性产物”。这表现为，《兄弟》追求“正面强攻时代”，希望通过与时代的共振找到一种“宏大的整合时代的能力”，然而因为丧失了先锋小说赖以支撑的“现实否定性”的批判语境，《兄弟》不再具备余华“虚伪的作品”时期的那种“象征性和超越性”，其“对现实发言”的姿态悖论地暗合了现实的欲望逻辑，让他自诩的对时代的“强攻”变成了一场媚俗的突围表演。 “《兄弟》的缺失，也在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后发现代中国的复杂历史转型中，任何先锋或者通俗的小说创作规约，都似乎过于简单。而被悬置的‘宏大叙事’，并没有真正离开过中国这块既古老又年轻的文化土壤”。房伟的论述，始终笼于纵――余华写作历程中对“现实”、“真实”、“虚构”的处理，横――21世纪当代中国独特的文化景观，这两个参照系之下，显现了其论述的宏阔视野和真正从时代出发的批评伦理。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批评力量的学院化成为批评界显明的态势，不但一大批高校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成长为批评界的新锐力量，作协体系和民间体系的批评势力也不断被高校收编。学院派的批评固然讲究学理清正，恪守学术规范，但有时也会受困于高校的学术评价机制而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