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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现实主义下的“后9.11文学” 　　摘 要：新现实主义借鉴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同时也坚持自己的现实主义基本原则，将创作主题聚焦在当代政治局势和现实社会问题。“9.11事件”之后，新现实主义作家们都对其做出了反馈，创作出一批“后9.11文学”。本文通过分析《坠落的人》和《恐怖分子》试图证明美国的新现实主义作家在“后9.11文学”创作中反映出的共性，即探讨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新现实主义 后9.11文学 创伤 　　 ★基金项目：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项目“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散居族裔创伤批评”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014-Ib-084） 　　 一、后现代主义事件激发的新现实主义文学 　　 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看，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可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行为表演艺术。“9.11事件”发生后，许多作家很快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转向新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他们注重的并不是对观察到的现实世界进行逼真的描写，而是注重了现实社会重大问题和矛盾的焦点，在创作中突破后现代文学的局限，“形成了充满活力、富于挑战性的新现实主义风格，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加强和拓宽实际生活的意义，并对社会和历史进行干预”。[1]11 　　 新现实主义作家将这次恐怖袭击事件放在广阔深远的历史与伦理空间中进行审视和想象，创作出了一批被称为“后9.11文学”的主题作品。文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德里罗的《坠落的人》（Falling Man，2007）和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Terrorist，2006）进行分析。 　　 二、《坠落的人》和《恐怖分子》分析 　　 9.11事件之后大多数美国小说家通常思考的两个问题是：（1）为什么“他们”要袭击“我们”？（2）“我们”在世贸中心倒塌后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和生活本身？新闻媒体通过不断重复双子塔的坍塌、纽约人的惊恐万状和废墟上的星条旗等画面，围绕“创伤”来构建人们的反思。此时德里罗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反叙事”，即放下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回到人性的基本层面，给予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人们（包括世贸中心幸存者和劫机犯）以言说和悲悼的权利，从而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归为人性。 　　 从德里罗的《坠落的人》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他关注的不再是这场灾难发生的必然性，而是“归零地”（Ground Zero，世贸中心一片废墟的代称）周围的人类生存处境。这部纽约城市悼歌从一开始就以惨烈的细节再现了最残酷的灾难时刻：在北塔上班的基思在楼体倒塌之前侥幸逃出，一路目睹了曼哈顿城下那如人间炼狱的景象。身心严重受创的他鬼使神差地回到了已分居的妻子家中，似乎得以回归日常生活的轨道上。然而，因为错拿的公文包，他认识了同为北塔幸存者的佛罗伦斯，两人发现只有相互讲述自己的归零地经历，才能缓解被下意识压制的恐怖记忆。E.安?卡普兰根据与事件发生的距离与语境，将创伤经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创伤受害者（死者与幸存者），另一类是间接受害者，包括家庭创伤者（直接受害者的家属）、现场的救援人员或医务人员、现场的目击者或者附近的旁观者以及媒体的听众、读者或观众等。[2]1-2 基思是直接创伤受害者;他的妻子莉安与儿子是间接受害者。莉安组织了一个由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参加的写作小组，让他们在个体记忆湮没前说出自己的9.11体验，试图缓解他们“失去记忆，失去个性与身份，最终滑入蛋白质僵化的状态”的痛苦。[3]125在德里罗看来，治愈创伤的最大阻碍是健忘症，因为遗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死亡。于是，阿尔茨海默症在全书中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隐喻，它不仅仅是特定人群的生理疾病，更象征了后9.11美国社会的一种文化健忘症。如果在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后，一个社会只是选择浅薄化地解读或选择性遗忘来进行治疗，那么这次惨重的代价带来的教训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还会带来更大的恶果。 　　 厄普代克则在小说《恐怖分子》中揭示了新世纪来临后美国社会面临的更大挑战。他生动入微地描述了一名高中生面临人生重大抉择时，不惜放弃大学学业而成为宗教殉道者的过程。在“9.11”惨案的周年纪念之际，艾哈迈德自愿驾驶满载炸药的卡车从纽瓦克前往林肯隧道进行自杀性攻击，最后在中学辅导员、犹太人杰克?利维的开导和周围和平环境的感化下放弃行动。在该书中厄普代克着重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尝试提供避免此类悲剧重演的方法。厄普代克在此书中坦率地指出美国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对他国事务过多干涉，他觉得美国历史就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破坏了亚洲和非洲的和平与繁荣。厄普代克在该书中反映了“9.11事件”后一部分民众的看法，认为恐怖分子将战争带入美国与美国政府对外实行霸权主义有着必然联系。“9.11事件”“将美国文明中长期遏制的邪恶力量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