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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社会与多元化社会治理 　　【摘要】文章试图从家庭层面、教育与发展层面、性别层面、组织层面以及人际互动层面描述个体化社会的多元形成机制，阐述其对当今社会治理的影响；提出个体化社会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是旧有社会治理模式与新型社会形态之间冲突的结果，个体化社会的产生与延续不可避免，应当调整现有的社会治理模式以适应新的社会形态；提出从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NGO）、个人与家庭四个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关键词】个体化社会 社会治理 形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在转型社会的关键时期，“个体化”社会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这一趋势也给以核心家庭和工作单位为基本单元的传统社会治理和社会保障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个体化社会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何分析并找出解决方案成为了摆在政府与学术界面前重要课题。本文分析中国特有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下个体化社会的多元形成机制，并阐述其对社会治理的多重影响，并就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个人与家庭四方面应采取的应对措施提出建议。 　　个体化社会的多元形成机制 　　个体化社会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集体化”社会的消亡过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集体化”主要表现为家族制或宗族制。家族或宗族一直是个人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与坚实的后盾，这种支持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家族成员提供维持生存所必须的衣食等物质资源；以私塾的形式为年幼的家庭成员提供教育资源；为家族成员在学业与仕途上的发展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治资源的支持等诸多方面。这一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导致的个人及单个核心家庭在面对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时的脆弱，人们在恶劣的自然、社会环境面前不得不结成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共同体，以应对风险，寻求庇护，扩展家族成员生存发展的空间。于是，家族成员间形成了团结互助、分工合作的关系。然而，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存环境的改善，温饱问题的普遍解决和生存压力的大幅降低使人们不必再为了生存而与家族成员抱团，单个核心家庭作为生产单位足以维持家庭成员的生活，几十上百人的庞大家族分散为人数较少的核心家庭，于是便有了家庭层面的个体化，或称之为家庭的核心化。 　　除了生产力这一要素之外，计划生育特别是一胎制的推广，成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又一要素。一胎制与社会生产力对社会个体化的影响体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宗族、家族和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而一胎制导致了核心家庭向“只有一个子女的核心家庭”转变，家庭规模进一步缩小。一胎制造成的家庭变迁极大地影响了父母对子女教育及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在这一背景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油然而生。家庭内部多个后代之间的分流与分工不复存在，在教育与发展层面，每一个孩子都成为了原子化的利益主体。这种变化产生了两个不良后果：其一，家庭后代分流与分工的消失影响了未来的职业分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成为历史，学历高消费与企业招工难成为普遍现象；其二，这些独生子女成长之后，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他们或许更具有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更有可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由此可见，一胎制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教育层面和个人发展层面的个体化。 　　严格的一胎制同时带来了女性受教育程度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提高。一胎制使得父母对女孩教育的重视程度首次达到了与男孩等同的地步。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有些文科类大学或偏文科的综合类大学的男女学生比例已达到1：2甚至1：3，即使在理科院校，女学生的比例也在不断攀升。当这些高学历的女性步入社会时，她们从事的是对体力要求较低的、足以胜任的工作。女性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能够在职场上与男性一较高下，她们不再需要为了生计而依附婚姻和家庭，经济压力不再是女性结婚的理由。也就是说，一胎制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共同促进了女性的解放与独立，将女性与男性、女性与家庭分离开来，形成了性别层面的个体化。 　　如果说传统农业社会的“集体化”体现为家族制的话，那么活跃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80、90年代、至今仍有残余的富有特色的“集体化”则以单位制为其代表。这种资源集中分配调度、将成员生活与福利“包下来”的家长式管理模式，曾为成员提供全面庇护与保障，打造了单位职工的“铁饭碗”。单位制模式使每一个单位都成为自给自足的“家庭式”生产生活共同体，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家族。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取代，单位制受到极大冲击并逐步瓦解，单位中的个人被推向市场，而他们曾经享有的福利和保障则被推向国家和家庭。去单位制的变革带来的不仅有阵痛，还有单位成员的个体化，即市场中的企业作为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对其成员的约束力大幅减弱，不再像以前的单位那样有能力实施对成员的全面控制，员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