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我们和鬼子又打了一仗.docVIP

1946年，我们和鬼子又打了一仗 　　有山城之称的通化，美景多多，用三个词形容：古朴、多姿、巧妙铺陈。 　　古朴，说的是通化悠久的历史与朴实的风习；多姿，是说那些建筑，有古的、今的、中的、洋的（国人称日本为“东洋”），各领风骚，相互作用；巧妙铺陈，则是说在布局上，山与水、岗与洼、枝与蔓，都铺陈得巧妙悦目。 　　1946年2月3日凌晨4时，已经投降的日本军人与国民党反动分子，在通化联手制造了武装暴乱，史称“二?三事件”。掐指头算算，这一天距离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日，只有168天！ 　　参加暴动的日本旧军人及日本平民3000余人；国民党反动分子与伪满官吏及走卒数百人。敌方除动用了手枪、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和火炮，还有人拿棍棒、刀斧。 　　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是通化的最高行政权力机关――通化专员公署；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司令部；最高治安机关――公安局。以及电话局、变电所、医院、看守所等一批通化重要目标，这些目标正是我上面提到的，那片美丽街区的美丽建筑。 　　谁之罪？ 　　前台是两个人：前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通化国民党书记长孙耕尧。后面指使的亦是两个人：日本关东军特务近藤晴雄、辽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李光忱。 　　再往上是，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莫德惠与原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池田纯久。 　　早在1945年11月20日，莫德惠就与池田纯久相勾结，委任潜伏在老岭山区的藤田实彦为通化前进司令官，命令他搜罗通化地区溃散的日军对抗共产军，以迎接国民党中央军接收东北。 　　暴动头子李光忱则派日籍国民党特务赴通化，联络孙耕尧与藤田实彦，策划暴动。 　　假如罪缘还应上溯，那就追到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美国总统杜鲁门了。蒋介石发动内战启用了侵华日军司令官、战犯冈村宁次做他的军事顾问，地方官员亦效仿之，如山西的阎锡山启用日本军政人员作官员（这批官员被我人民政权逮捕后，定为两次犯罪，获刑，关押在抚顺战犯监狱）。 　　杜鲁门是什么责任？见《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文字：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日本这次暴乱组织者之一、日籍国民党特务阿布元此后供辞：关东军指令在铁路干线上的部队解除武装，而在偏僻地区山岳地带的部队，则尽可能地避免解除武装，以保存力量。 　　看来发生在日本投降不久的“二?三”暴动，是有历史大背景、国际大背景的。 　　敌我双方态势 　　接着我们探讨，为什么如此大规模的暴乱发生在通化，而不是其他地区？ 　　通化地区是日本――伪满洲国的大后方，前可出击（山区可屯兵），后可退缩（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当伪满洲国行将垮台时，关东军挟伪满洲国皇帝、诸大臣，由长春退缩通化及辖下的临江，在临江大栗子沟溥仪宣读退位昭书后，做鸟兽散，日本人带溥仪与溥仪的7个男姓亲信返通化，坐飞机出逃（经沈阳被苏联红军俘获），而扔下了皇后婉容、溥仪胞弟溥杰的日本女人嵯峨浩等一干女眷、官吏、走卒于通化。 　　败退到通化来的数万关东军，则改头换面，化整为零，藏匿于长白山的沟沟岔岔。 　　暴动头子藤田实彦，化装矿工，藏身于远离通化的石人沟。数以万计的日本散兵游勇、开拓民、侨民及他们的家属，为生存计，放下身段，在通化市里做工、经商。生活相当窘迫，我人民政府对这些日本人进行了救济，仅1946年1月便救济日本贫困群众粮食4.6万斤。 　　简言之，此时的通化，国民党的势力尚未浸入，苏军的势力相当弱小，日伪势力相对“强大”。 　　在长白山这条沟里，日本人营造了自以为得意的气场，这气场，反映在以藤田实彦为首的日本暴乱头目与国民党代表在暴乱前，即1946年1月21日达成的政治协议： 　　协议共有四条―― 　　一，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国；二，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失业；三，在通化的日本人加入台湾籍；四，暴动成功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与日本国旗。 　　分工由孙耕尧掌握政务，藤田实彦掌管军事。 　　虽然共产党挂牌宣示接收了通化的行政大权，但处于百废待兴阶段，事情太多，排在前面的是剿匪、民生与治安。 　　部队都进山剿匪去了，市区只有三个有战斗力的连队，及零散非作战部队，如炮校、航空总队，总兵力不到500。但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人员，大多数有战争经历，是一批有胆略、有智慧、有气魄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