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史复习资料2.docVIP

　　㈢、儒学独尊和读书做官教育模式的形成 　　1、独尊儒术 　　汉朝首先提出“独尊儒术”思想的是董仲舒，他是汉朝最负盛名的儒家学者之一，有“汉代孔子”之称。由于汉初统治者对文化教育采取宽松的政策，各家学派逐渐从秦朝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均得到了良好而自由的发展。然而，董仲舒认为各学派之间相互争雄，势必危及政治思想的稳定，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君主权力的集中。因此，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大一统的观点出发，在“对贤良策”中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即独尊儒术。他的这一思想正好同汉武帝决心改变汉初“无为”政治的想法相契合，因而被汉武帝采纳，并确立为汉朝重要的文教政策加以实施。 　　“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一项统一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要求国家政策和文化教育皆以儒学为本，并以儒学为统一的指导思想来培养和选拔人才。朝廷专门设置“五经博士”来研习《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种儒家经典，从而肯定了儒家经学唯一官方正统地位。非儒的其他学说虽未被明令禁止，但只能在民间传播，并不纳入国家正规教育系统，非儒的学者也不能进身仕途。“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政策此后一直维系了两千多年，直到封建社会的终结，对后世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经学的昌盛有力地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教学目的、内容及教材空前地统一起来，学校教育基本上成为了经学的教育。其次，它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使重教兴学成为汉以后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最后，它促成了教育的政治伦理化，使得教育成为统治阶级用以培养维护封建制度的顺臣良民的工具。 　　2、兴办太学 　　太学是世界教育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由统一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兴办太学”的建议最初也是由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的。汉武帝从统一人才培养目标的现实需要出发，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将其作为实施“独尊儒术”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汉武帝元朔五年，朝廷根据丞相公孙弘拟定的实施博士弟子制度的具体办法，开始为博士置弟子，标志着太学的正式设立。同时，也意味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从此，中国封建社会有了集中培养统治人才的教育机构。朝廷开始把握教育大权，利用教育这一有力的手段控制学术的发展方向。 　　西汉太学初建之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此后太学的规模逐渐扩大，到东汉时盛极一时，就学人数曾达千人之多。汉代太学的正式教师称为博士，其主要的职责是掌经教授。博士的首领，在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称博士祭酒，由太常推举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担任。西汉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称“太学生”或“诸生”。太学建立之初，正式的太学生只有五十人，由太常在京都或京郊内选择年龄在18岁以上，仪态端庄者担任。除正式的太学生外，还招收一部分非正式的特别生，是由地方推举选送京都太学就学的贤良之士。从教学内容上看，太学实际上是一所儒学专门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是单一的家经典。太学的教学形式较为灵活多样，起初，由于学生人数较少，往往采用个别或小组教学。此外，太学也采用由高业生教授低业生的次第相传的教学形式。汉代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太学的考试基本上采取“设科射策”的形式。“策”是指教师（主考）所出的试题。“科”是教师用以评定学生成绩的等级标记，从优到劣依次分为甲科，乙科和丙科，或曰上第，中第和下第。学生所取得的等级是日后授官的依据，通常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丙科为文学掌故（此谓“学选”）。太学的考试年限，西汉时是一年一试，东汉时基本上是两年一试。后来，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人数以千万计，就出现了名为“大都授”的集体授课形式，主讲的博士称为“都讲”。 　　3、建立察举制度 　　“察举”制度是两汉采用的一种由地方（也包括中央各部门）长官负责考察和举荐人才，朝廷予以录用为官的仕进制度。作为两汉仕进制度主体的察举制是从汉文帝时开始实行的，但其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入仕途径，并得以真正确立其在两汉仕进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是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指出，在官吏的选拔和任用的过程中，应克服论资排辈的现象，实行“量材授官，录德定位”。汉武帝接受了这一用人思想，重视选举取士，在元光元年设立了岁举性的科目，即孝廉一科。这标志着察举制成为了具有常制性的正式仕进制度。 　　汉代察举制的科目分为两类：一类是常科，是指经常性举行选拔的科目，包括孝廉，茂材（秀才），文学，明经，明法，尤异，兵法，阴阳灾异，童子等科目。其中孝廉是最主要的科目，选拔“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德行优良之士，秀才科主要选拔奇才异能，明经科选拔精通儒经的人才，童子科则是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另一类是特科，是指皇帝根据需要，临时决定进行察举并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