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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组织化与新农村建设 ——基于兴平市农村调研结果的分析 【调查时间】 2008年5月10日～11日 【调查地点】 陕西省兴平市史村、添户村 【调查对象】 普通农户 【调查方式】 走访式 【调查目的】 通过对农户基本情况的调查，了解农村信任关系的现状以及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情况，并试图从“委托——代理”关系角度探讨建立类似农业合作社的组织化社区以达到农民增收和信任水平提高双重目的的可行性。 【调查问卷】 共发放标准化问卷60份，回收问卷60份 问题综述和调研地简介 信任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将信任理解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和社会物（包括他人、组织）交往过程中普遍形成的一种较稳定的对未来预期的交往态度和价值[1]。作为市场经济持续稳定运行的基础，信任在现阶段还作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发挥着作用。 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的特殊性和乡村传统的“差异格局”式信任模式的存在，农村的信任问题及其对农村发展的负面影响比城市更加严重。而法律保证滞后等诸多因素更是增加了解决农村信任问题的难度。在对兴平市马嵬镇史村和添户村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到许多信任缺失的例子，例如村民对村干部的不信任，以及对合作和集体经济的不信任等等。当然这一定不是仅仅发生在这两个村子的个案，其他地区也一定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在我国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农村失信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非正式制度（例如宗法制度）来解决。另外一种途径是政府制定政策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但单单以来政府自上而下（Top-down）的政策往往会产生寻租问题和腐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化的社区有效地参与治理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的重要手段。 我们调研的添户村近年来着力于 “生态文明村”建设，初步达到了“五改”“五优”“五化”的目标。该村的另一大特色是建立了蔬菜协会。协会组织农户联合进行蔬菜种植，并给予技术指导。添户村约三分之一的农户参与了该蔬菜种植协作组织，产品主要销往咸阳、西安等地，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收益。 本次调研通过对农村信任关系现状的调查，试图从“委托——代理”关系角度探讨建立类似农业合作社的组织化社区以达到农民增收和信任水平提高双重目的的可行性。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是对信任和组织化相关文献的总结和评论；第三部分以调研结果为依据分析农村信任的特点，产生的基础和转变的重要性；第四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探讨组织化——及通过建立类似经济合作组织的社区来达到使农民增收和信任水平提高双重目的的可行性；第五部分给出政策建议。 信任与组织化：结合文献的评论 关于信任和组织化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信任及其作用，信任等社会资源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组织化与信任水平的提高。 在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中，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这一信任问题的专著中，把信任问题与社会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对不同文化下的社会信任度与经济发展作了比较。他认为信任来自道德传统的伦理习惯，是本社会共享的伦理道德的产物。同时它还指出在信任度高的社会中，容易建立起大型的企业，企业间易于进行合作，进而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2]。阿罗（Kenneth J. Arrow）在《组织的极限》中提出，“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是控制契约的最有效机制，是含蓄的契约，是不容易买到的独特的商品”[3]。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 S. Coleman)、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和林南等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对信任问题进行了阐释，他们认为社会资本的下降将导致信任度的下降，信任等社会资本不能从理性的投资决策中获得，只是从宗教传统习俗中获得。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儒教与道教》中区分了两种信任方式——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与普遍信任(universalistic)，特殊信任与血缘型社区为基础，建立在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上，普遍信任则以信任共同体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等也加入到信任等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中来，并将其作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后的第三种资本形态[3]。 在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将信任等社会资本与公共选择理论相结合，探讨其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在传统公共选择理论中，人都是理性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通常会产生从图，舍得搭便车等行为时有发生，进而引起“公共悲剧”。这便是“奥尔森困境”（Olson’s dilemma）。近些年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集团成员在长期重复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包括习俗、规范、道德、信任等意识形态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促进集体行动。阿马蒂亚·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