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设计管理122-02赵晗报告.pptVIP

二、作品解读 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所以，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 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作品解读 3、意义： 《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伟大的经济学文章。其中包含一些难能可贵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经济思想。其经济思想不仅具有开创意义，且其正确性和准确性已为他那个时代以及后世所证明。因而，他的这篇《货殖列传》也成为名垂千古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名篇。司马迁在文中所阐述的经济活动原则和思想，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暗合之处，因而给我们当代经济建设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二、作品解读 4、几个主要观点举例： 第一， 重视财货，并给以适当地位的宝贵思想。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主要是儒家思想）往往是重义轻利的。在这种传统文化观中，我们过多的强调了义，而对利不屑于谈论。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儒家思想主导的影响所致。先贤孔孟都对义利进行过论述：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的“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为后世津津所道，从而逐渐形成一种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而这种重义轻利思想必然导致士人轻视财货，对经济事务漠不关心，而只是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层面的问题。 在司马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财货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大胆肯定财货，谈论财货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并且给财货一个恰当的定位。（如山西一段）他没有否定人们对于财货的追求，也没有对财货的多寡造成人们社会地位身份的不同进行苛责，而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之理。这种观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仍有其正确性。可见，司马迁对财货的定位是：财货是人们生活的必备物品，人们有权去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无疑他的这种定位是正确的。 二、作品解读 第二、赞同商业活动，提倡自由平等的商品经济原则。 列传一开篇就引老子的一段话:“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可见，太史公认为小国寡民的状态是不利于工商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司马迁对老子的经济思想是批判的，他提倡打破封闭，促进交流从而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可見商人之本色及存在價值是使貨物「互通有無」，其中「通」即其最重要之作用。 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他强调农虞工商四业并重，缺一不可。这与古代的传统思想和当时汉代的官方思想——重农思想——大相径庭。 二、作品解读 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 即是说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即现在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次是以利益加以引导；当然，在必不得已时，国家也可对经济加以干预。不过要尽量减少；再次使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强制、干预，最下策是与民争利。 我们从《史记》的另一篇谈及经济的文章《平准书》中可以看到，司马迁认为西汉最好的时期是惠帝、高后时期，即公元前194年至前180年。因为在这个时期，正是官方在黄老思想指导下奉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时候。而此后的文景之治时期，皇帝主动“劝农耕织”，这就属于司马迁所说的“教诲之”了；到武帝时期，政府实行盐铁专卖及均衡、平准政策，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与民争利”了，是他所反对的。 二、作品解读 第三、要想做发家致富的“能者”，就要具备“灵活”和“诚一”的头脑。 商人中亦有失敗者，其成功者能積財萬貫，不懂營商者只會瓦解家財。 使自己的财货增殖，逐渐达到富足，这就是司马迁认为的“货殖”的精义所在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能够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外界的有利条件取得成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史记》中司马迁也不回避这些商界英雄，并为他们立传，使之留名于后世。 在《货殖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