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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设计艺术中技术与艺术的关系 日本竹内敏雄说：“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同人类历史一道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古代的手工业也好，现代的工程技术也好，都包括在内”①。 设计是人类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一项创造性活动，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活动。设计包含在一切人造物品的形成过程中，设计活动作为人工制品的创意和构思，往往是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人类的设计活动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设计的萌芽阶段、手工艺设计阶段和工业设计阶段（即现代设计）。我国古代设计艺术主要包括三大门类：一是以建筑布局为主的陈设设计；二是以器物谱系为主的立体设计；三是以纹样发展谱系为主的平面设计。设计艺术是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历史上每次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都会引起设计观念的进化，推动设计文化的发展。 《周礼·冬官·考工记》有：“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②。我国古代早就存在“技艺相通”的观点。《庄子·养生主》中讲述了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通过对技术钻研和磨练，达到“合于桑林之舞”、“莫不中音”的地步。庄子在《天地篇》中说：“能有所艺者，技也。”技艺一词，不仅指工匠的技能，也指艺术活动的技巧。古代的技术通常主要表现为手工的技术及个人的技术，是人的手艺、技巧、技艺和技能的总称。《说文》中称：“技，巧也，从手支声”③。技术和艺术的概念是一种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它们所涵盖的内容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中国古代传统中是道器并举，“道”的理论，始于老庄，经《易·系》发挥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为哲学的概念而相互依存。先秦时期，道器倾斜，诸子百家多持重道轻器的立场。儒家认为“技”须与“六艺”结合，有利于“仁”才加以提倡。道家则明确提出“技进乎道”，器是基础，是手段，道则是终极目的。朱熹解释为“道是道理”、“器是形迹”。道器关系就是本原和衍生的关系。法家和墨家虽然技道并重，但仍有一个前提，即必须建立在“义”、“利”的基础上，因此，“技”仍不是独立的。中国古代技道关系的发展，使“技”始终在一定的限制下，稍一逾矩，即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约束。直至明时开蒙读物《幼学琼林》的“技艺”篇里，还有“然奇技似无益于人，而百艺则有济于用”的思想④。 先秦以降，手工业发展较为迅速，各行业有了较为细致的分工，《考工记》载：“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刮摩之工五，转埴之工二” ⑤ 。分工的细致又推动了技术的提高。在手工艺劳动中，人类的生产技能和艺术创造是融合在一起的。以后设计与技术均得到了发展，它们的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设计艺术是伴随着工业发展而慢慢地成长起来的，边发展边提高，逐渐形成现代的设计观念和工业基础的关系。技术作为物质生产的手段，是与社会生产实践同时产生的。它是人对自然界有目的性的变革，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技术的作用是把天成的自然转化为人工自然，这种变革首先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需要遵循自然规律进行。同时，它又是为满足人的需要而从事的，总是受到社会的控制和调节，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一环。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或是从西方文明的发展中均可看出，设计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就好比植物的生长与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才使技术与艺术的分野日益突出。现代人本主义思想重新兴起，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又从新的角度去认识。 一 原始石器时强调实用、讲究功能的致人利用思想 人类最初只会用天然的石头或棍棒作为工具，后来，出于实用需要，人类在劳动中掌握了打制及磨制石器的技术，提高了石器的使用价值，这是人类第一次使用技术把实用和美观结合起来，赋于物品以物质和精神双重功能，是人类设计活动的起点。 多样的实用要求使技术多样化。“古人”阶段的“丁村人”能够打制出三棱状的尖锥器，圆度充分而大小不等的石球以及分布均等的多边形器。从距今30万年的“丁村人”到三四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之间的近25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就是“古人”向“新人”阶段进化的时间段中，原始人的手工制作技巧在不断丰富和进步，他们全凭手工能够制造出直径不等、而圆度极好的石球，能在硬度相当高的石珠上用对穿的方式打孔，互相贯通，不差毫厘，这些制作的“工艺”极为巧妙，就其水平而言，在今天也无可挑剔。 对石器形态、种类和制作技术的把握，表明旧石器时代人类对器物造型规律认识的过程，通过制作工具，产生了对均衡、对称等基本造型美的规律的朦胧认识⑥。随着制石工艺的发展，除了大量的石器工具，还有非实用的标识性石器，由特殊身份的人在特殊场合使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东部玉器发展较快，尤其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代表了这一时代的玉器成就。就制法而言，大体有玉片、带浅浮雕的厚玉片、立体玉雕、大型筒状马蹄形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