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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国企高管的薪酬增速加剧？ 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焦点问题之一，并受到全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转轨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而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必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我国企业高管尤其是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改革，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高管薪酬的根本目的在于激励和约束职业经理人的经营活动，从而降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的代理成本。但在现实情况下，源于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制度缺陷，国企的出资人或其代表未能行使薪酬安排权，国企高管年薪制的激励机制，不仅未能降低代理成本，反而助推了高管的高年薪，甚至成为国企高管“掏空”上市公司和侵占广大股东利益的重要手段。? 其一，高管薪酬快速增长，存在着没有得到相应的效率提高回报的风险；其二，高管薪酬快速增长，隐藏着国有资本委托代理成本增加的风险；其三，高管薪酬快速增长，累积着社会不公的风险 你认为是否应该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制定依据如何确定？ 应该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过去国有企业占用国家垄断资源，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却只向国家上缴一点点利润，还不用上缴红利，90%以上的税后利润全部由企业自己支配。这就导致了很多不公平。特别是在收入分配方面，造成了国企与非国企之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的提高，企业的税后利润上缴财政后，主要部分应该用来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会对收入分配和贫富差异的均衡有一定好处 对于垄断行业、暴利行业的税后上缴比例应提高到50%甚至80%，一些微利行业上缴比例可以低些。 目前国企高管的行政任命方式饱受质疑，提高高管人员的市场化选聘比例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用人机制和薪酬体系弊端颇多，一些高管由于专业不对口，对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缺乏系统的了解，在决策、生产、营销、管理等环节存在诸多“不适应”，致使企业经营管理滞后，缺乏市场竞争力。　而要做到市场化选聘国企高管，最重要的还在于建立起完善的用人机制和科学的薪酬体系，让用人机制和薪酬体系逐渐形成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只有这样，才能使国企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为国家的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政府财政行为是否有联系？ 在现今体制条件下，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实体，其核心利益体现在地方GDP的增长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平衡上。自1994年我国实行了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事权相对财权过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捉襟见肘。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城市土地的出让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以最大化当期财政收入和平衡财政为干预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目的，地方政府便倾向推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以“限购”、“限贷”为代表的行政调控手段和以财政税收为代表的经济调控手段，究竟谁更加行之有效？ 都有效，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节市场上经济活动主体的一切经济活动；行政手段的运用要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和限度内，但二者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迄今只有北京严格执行“二手房20%个人所得税”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关系应如何理顺，才能解决“政令不畅”的难题？ 第一，根据宪法和法律，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各自承担的公关责任和事权范围，应该由中央负责的事（职责）就全部收归中央，应该由地方负责的事（职责）就交给地方，不管是哪一级政府，决不能“越界”，真正做到各行其是，各负其责。 第二，根据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以及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应按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合理确定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范围。 第三，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税种。中央与地方都应拥有只属于自己的主体税种、税收征收管理权、完善的税收征管体系。地方政府拥有了相应的充足税源和财力，才能拥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不再只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才能切实承担起自己的公共责任。 中央在确保国家主权独立、完整，国家政令畅通统一的基础上，积极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给地方，特别是县市政府，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7.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外包”承担主体基本都是民间的非政府组织（NGO），是否我国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可行，但存在问题，虽然非营利组织参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了充分肯定，但现阶段中国非营利组织自身发育不足，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1.每万人拥有非营利组织的个数较少，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中每万人拥有非营利组织数一般分别超过50个和10个以上，而中国只有2. 4个 2.地区发展不均衡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省级行政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3.独立性差在组织结构上，由于实行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