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三个基本元素.doc

导读：在国民革命时期有一次会上，国民革命党人争论不休，一派是留洋派认为中国革命应该走西方民主革命之路，一派是本土派认为中国革命应该走中国农民革命之路，此时孙中山先生让大家不要再争论了，讲了一个故事：曾经在上海滩有一农民挑夫，家当穷得只剩下一根挑担 中国式管理的基本元素之一融合性 在国民革命时期有一次会上，国民革命党人争论不休，一派是留洋派认为中国革命应该走西方民主革命之路，一派是本土派认为中国革命应该走中国农民革命之路，此时孙中山先生让大家不要再争论了，讲了一个故事：曾经在上海滩有一农民挑夫，家当穷得只剩下一根挑担的竹子扁担，每天以挑夫为生，有一天突然看到买彩票的窗口，把自己仅有的2元大洋买了一张彩票，便顺手放在竹子扁担的缝口里，过了几天，彩票开奖了，此挑夫一看，他中头奖了，高兴得快疯了，边跑边高叫：“我发财了，我再也不做挑夫了。”顺手把扁担扔到黄浦江里去了，扁担没有了，彩票也没有了，中奖但拿不到奖，空喜一场。孙中山先生接着讲：彩票是什么？是西方文化和思想；扁担是什么？是传统文化和国情。我们忘记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情，西方文化和思想也就不复存在了。即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因为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西方市场经济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实际国情相结合，同样，中国企业管理的成功必须把西方科学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把管理理论和企业实际问题相融合，这样我们的企业管理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自日本从二战废墟中崛起，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时，号称“管理王国”的美国人惊诧了。哈佛大学教授佛格尔以“日本第一”做为“美国人的教训”。美国管理大师杜鲁克前往日本探讨，才发觉日本管理的特色在于重视管理哲学。当然，日本人并没有排斥美国管理，一半是执着地把握科学管理的工具和技术，但从未变成西化；一半是充分吸收中国的儒家思想的精华，强调人本管理，形成管理哲学，而人本管理的核心就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日本可谓是中西结合的最佳典范。新加坡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国际儒联名誉主席、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如是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看，使我深深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受过儒家思想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成为亚洲四小龙的”。 80年代，一批诺贝尔得主在《巴黎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孔子是联合国纪念的十位世纪伟人第一位，他创立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后有孟子、荀子等人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儒家经典有《伦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儒家的核心内容是：“修己以安人”，“人能弘道”，“仁者爱人”，“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舍生取义”，“中庸之道，过犹不及”。 中国式管理的基本元素之二合理性 合理哲学来自于中国儒家哲学中最重要的中庸思想。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不偏之为“中”，不变之谓“庸”。鲁迅认为：中国人口说中庸，其实最不中庸，所以办不好事情。懂得中庸，才能懂得中国的大半，古今中外，最有用的智慧就是中庸，最为人们误解的也是中庸。从容中道，圣人也。 “三国鼎立”是中庸之道，刘备既不投*北方曹操，又不投*南方孙权，而是走第三条路，创立三国之蜀国。“万里长征”是中庸之道，毛泽东所选择的既不是投降国民党，也不是就地全军灭亡，而是走第三条路，北上万里长征，取得中国革命的大转机并最终取得成功。“论持久战”是中庸之道，毛泽东面对当初抗日形势，既不主张速战论，又不主张灭亡论，而是挥笔主张走持久战，终以八年取得抗日胜利。“一国两制”是中庸之道，邓小平面对中国的香港回归问题既不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完全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得以让香港顺利回归祖国。 中庸思想是管理上追求的“合理化”。要避免“过与”和“不及”，无论人、事、地、物、时及其它，都要求其“适当”、“合宜”，也就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中”的标准介于没有过与不及，没有或偏或颇，没有过猛过宽，或过刚过柔，没有或左或右，而是随时皆宜，随地皆宜，随人皆宜。“中道”管理是管理界追求的最高境界，朱子解释中庸时曾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不合理”。曾经有人认为西方管理是“法、理、情”，而东方管理是“情、理、法”，总是按次序来强调“法”或强调“情”，有失偏颇。其实“理”居其中，应是所重在理，即合理化；法为基础，即制度化，制度化是管理的基础，组织典章制度是组织成员共同遵守的“法”；情为本，即人性化，管理者把人当“社会人”看，尊重人、关心人、鼓励人，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来建立、修订和推行所有的规章制度，用合理化的制度和合理化的人情达成合理化的管理。诚如经营之神松下先生曾说：“身为一个管理者，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