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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交汇的东西方文化 摘要：敦煌作为几乎古代所有文明的交汇地，让所有的文明形式都留下了痕迹。无论是中国儒家文明，还是古希腊文明，还是印度佛教文明，抑或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都在敦煌有着各自的痕迹，都书写了自己的特质。甚而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其他古老文明形式，也都在敦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这些足迹通过敦煌石窟以及百年前发现的敦煌藏经洞为载体，每个文明形式甚而是亚文明都能够在敦煌找到曾经的足迹。 关键词：敦煌文化 文化传播 藏经洞 乐舞 服饰 引言：敦煌不是仅仅把各种文明做了简单的杂糅搅拌，不是简单的东西文化集散地，而是创造出了属于自身的文化形式即敦煌文化，也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在敦煌以壁画，彩塑为代表的艺术形式中，反映的不仅仅是佛家的处世理念，而是常见儒家的圣贤、道家的神仙，凡圣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统为一体，甚而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的理念、特质也得到了反映。 在敦煌壁画中，乐舞和服饰的演变最能体现东西方文化在敦煌的交汇。 敦煌壁画中的乐舞从地缘上主要分为西域乐舞和中原乐舞。古代“西域”一词，是对一定地域的泛称，两汉时专指天山南路诸国，隋唐时指北道至拂菻，中道至波斯，南道至印度，到了元代，欧洲、非洲的一部分也被包括在内。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南端，是中国进入西域地区的出口，还是丝路南北道的汇合点，所以又是西域进入中国的入口。据有史料记载，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许多使节、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等开始来往于西域中亚一带，同时西域的文化、乐舞艺术伴随着佛教自西向东的广泛传播，随之源源不断的传入，随着时代的发展又自东向西的传出。藏经洞中有不少互译的文献，如印度古典长诗《罗摩衍那》有藏文译本，也有阗文译本。还有反映出千年前将西波斯的星期引入我国历法的敦煌日历等，这些都留下了中西交流的印记。 在敦煌壁画中能直观的看到受印度影响的-----“荷花座”。在敦煌壁画有菩萨站立或安坐于荷花之上，还有舞姬、童子在荷花上起舞。荷花是印度造物主梵天大神的宝座，传说荷花是从大神毗湿奴的肚脐中长出来的。还有壁画中一头多臂的形象以及多头多臂都源于印度诸神的形象，印度舞赤足的风格在壁画中也是异曲同工。 据史料记载，印度乐舞是经过龟兹、高昌、疏勒等地直接传入的。龟兹位于今天的新疆库车，是古代自西向东进入敦煌的必经之地。古代龟兹与西方相连有两条大道，第一条从龟兹向西经喀什科尔绿洲到达阿姆河的中游。第二条从莎车或叶城绿洲进山，到达印度河上游地带。这些通道将龟兹与中亚、西亚、印度、波斯、乃至更遥远的西方国家连接在了一起。龟兹地区是通西方、通中原的便利通道，因此受外来文化影响最深，使它成为了中西乐舞交流传播的枢纽。印度乐舞艺术对龟兹地区乐舞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壁画早中期出现的舞蹈形象天宫伎乐，是印度佛教所描述的西方极乐世界中供养佛的音乐舞蹈之神，所以，早期的壁画受印度影响最深。 “龟兹乐”是古代西域龟兹地区的音乐舞蹈，称之为胡乐胡舞中的代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原，盛行于唐代。敦煌是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因此，在敦煌壁画中“龟兹乐”呈现并发展流传。公元四世纪新疆克孜尔石窟天宫伎乐图上，舞者亭亭玉立，有半裸上身、有肩披纱丽，丰乳、细腰、圆臀、座跨扭腰，就带有浓厚的印度特色风格。 除了西域乐舞，中原乐舞和本土文化也对壁画的舞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敦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重要的战略位置使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艺术在这里汇集、冲撞、交流、融合。尤其到了汉代，敦煌人口大大增加，经济繁荣，给敦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汉朝时期政府几次从中原移民，许多大姓，如索、阴、翟等陆续来到了敦煌，长期的移民政策给敦煌带来了中原汉民族地区先进的文化。从敦煌壁画满壁风动的飞天伎乐形象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原舞韵浸润其中，飞天伎乐由西域风格向中原风格逐渐演变、交织、融合。如西魏285窟的飞天，身姿窈窕、舞姿柔曼、体态轻盈，她们在天花流云中自由翱翔，动感极强、栩栩如生。充分显示出中原舞风对敦煌舞姿的影响。 西晋时期敦煌的索靖、张甝、氾衷、索绘、索永，才艺超人，凤毛麟角，被称为“敦煌五龙”。这正说明了中原文化在敦煌的影响力，由于汉名族杰出人才的引领，以敦煌地区本土为基础的文化乐舞艺术与中原的文化乐舞艺术交相辉映、精彩纷呈、空前繁荣。通过敦煌以及河西地区出土的画像砖或墓室壁画中的记录，都能看到敦煌地区本土乐舞艺术蓬勃发展的印记。 高德祥著《敦煌古代乐舞》中对酒泉丁家闸西凉古墓五号墓中的乐舞壁画作了专门的介绍：“墓主人跪坐在左侧，兴致勃勃的欣赏乐舞表演；前面是一个由四个乐伎组成的乐队，乐伎横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