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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 鲁迅, 李群玉, 杜鹃, 张远山, 苍蝇 鲁迅论：被逼成思想家的艺术家（张远山）风吹草低见牛羊，（斛律金）月落山深哭杜鹃。（李群玉）　　鲁迅研究方兴未艾，读了不少当代青年学者的有关论著，我奇怪地发现，尤为论者津津乐道的，是所谓的“鲁迅的不宽容”，不仅时有微词，并且不时地直斥其非，使我不禁想起鲁迅小说《在酒楼上》那个“苍蝇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的著名比喻，仿佛时代又回到了“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我和〈语丝〉的始终》）。然而正如鲁迅所说：“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着，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与苍蝇》）。　　然而我并非不平于高喊“宽容”的人们独独抓住鲁迅这一“缺点”不肯宽容。我的意见恰恰相反，“不宽容”恰恰是鲁迅对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的最独特贡献。如果鲁迅是个奉行传统恕道的人，那么鲁迅就与那些饱读诗书的冬烘没有多少两样；“不宽容”正是鲁迅最独特的思想精髓和前无古人的文化品格，鲁迅正是以此傲立于文化巨人之列。否定鲁迅的“不宽容”，就是对鲁迅的根本否定，在此前提下对鲁迅的任何其他思想与品格加以肯定，若非不得要领，就是别有用心。　　一　　鲁迅幼年（十三四岁以前）家境较好，使他对世道人心的想象偏于美好，所以现实对他的打击总是令他意外，由于意外就格外孤愤，表现也就难免激烈。在性情平和的犬儒主义者看来，甚至有时是“反应过度”。然而，一辈子“反应过度”不仅不能说明鲁迅心胸狭窄、心理阴暗和睚眦必报，反而证明鲁迅天性淳厚、光明磊落，屡经惨痛教训而始终把人想象得太好，或至少愿意先把人想象得较好。由于这种想象始终与实际经验相差太远，给他带来了太大的心理落差和精神刺激，于是“反应过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妨先假设有三种人，第一种天性凉薄，对人阴毒猜忌，把人尽往坏处想，那么一旦证实所料不差就不会震惊，他还会相当得意于自己的先见之明。第二种人天性虽淳，但牛性不重，很容易在事实面前学乖，吃了几次亏以后，他就懂得了世故，服膺“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这种人年轻时可能把人想得太好，上当后也时常“反应过度”；然而一旦屡经惨痛教训，对人也就有了相当戒心（此即世俗所谓“成熟”），此后他也会像第一种人那样常常“料到”他人的算计，即便受人算计也不再感到意外，同时不再“反应过度”，但由于天性老实，心情还是沮丧的。第三种人天性极淳厚，“老实到像火腿”（鲁迅论王国维语），永远信任别人，永远把他人往善良处想，上再多的当都永远不会吸取教训，反而会激起他的牛性来：我就不信世上会没有一个好人！这种人终其一生，每次上当吃亏遭到攻击，他都会感到震惊和意外，于是愤怒就格外强烈，于是终其一生学不会世故，同时终其一生像未谙世事的年轻人那样对这类事情做出激烈反应，而且不时地会“反应过度”。　　鲁迅正是最后一种人，他自然是“蔑弃古训”（《北京通信》）的，而“防人之心不可无”恰是古训的镇山之宝。因此从他早年家道中落所遭亲属和乡人鄙弃开始，一直到他晚年遭同一营垒中“战友”的“背后一刀”，他虽自认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两地书》），即对普遍人性的判断太不堪，实际上却自始至终对具体的论敌乃至朋友的卑劣与自私、蛮性和兽性严重估计不足，因此永远对他人的攻击和践踏公理感到震惊和意外。其实他每受到一次惨痛的现实教训，他的思想的每次进一步“黑暗”化，都远远没有达到人性阴暗的边界。即便他对人性之黑暗的认识已足够充分，但他不愿对受过现代知识洗礼的论敌和同一营垒的战友进行蓄意的防范。因此一旦期望落空，愤怒就格外强烈。　　“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阿Ｑ正传〉的成因》）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杂感》）　　因此，无论谁标榜传统的中庸，提倡公允和费厄泼赖，劝鲁迅“带住”，都会成为鲁迅式激进主义者的敌人，包括他所有的老朋友（比如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蔡元培），无论谁表现出某种半途而废的软弱和动摇，都无法逃脱他的抨击。　　所谓“反应过度”，恰是激进主义者的普遍特征。鲁迅深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及其顽固性，因此他不愿意下一代再遭其腐蚀，他的反对读经甚至主张不读一切古书，正是对传统文化的弊端深恶痛绝，并奢望在他这一代人手里就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心理的表现。为了这一目标，他不惜以“眉间尺”式的态度与敌人同归于尽。鲁迅在《野草·死火》中的一段话最能鲜明地体现他的这种激进主义和牺牲思想：“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