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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均衡视角下家庭生育文化构建 　　摘 要：传统家庭生育文化表现为“生育义务论”和主体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在此前提下家庭人口文化构建存在的主要障碍有，内生于传统婚育文化所积淀下的男孩偏好，从属于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外源于结构化生育政策影响下生育成本的有效规避。在人口文化的嬗变因素中，一是取决于家庭的发展这个硬性部分的最终改善，二是需要政府从物质和精神层面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关键词：人口均衡；人口文化；家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197-02 　　人口均衡是指人口总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等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外部系统适应和平衡[1]。目前致使人口内部结构失衡主要有：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性别比结构失衡，二是2000年以来的人口老龄化的年龄结构失衡[2]。正因为人口内部系统不均衡发展引起了人口外部系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劳动力供求萎缩、养老需求增加、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比过重、适婚人口婚姻挤压以及环境资源日益稀缺等等。 　　一、传统家庭人口文化表现 　　既有生育文化实质上就是国家基于自身利益需求约束或规制个体生育行为的一种道德规范，受国家制度化机制保障，辅以行政手段加以实施，以既往生育文化作为参照坐标，又受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制约，具有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发展过程。 　　1.家庭人口文化表现为“生育义务论”。在中国生育文化体系中，人口文化与是家庭、婚姻、生育结合在一起，在制度层面则表现为国家凭借强制力规制生育主体的生育行为和选择方式必须符合国家利益的“生育义务论”。至于“中国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的问题，最有力的依据就是中国人口太多，增长太快，资金积累则相应较慢，人口增长某种程度上正在拖经济的后腿[3]；相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力来说，人口是可控力更强的一种资源[4]。至于多在哪里，又如何对生产造成影响？在人口研究过程中，较少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关于中国人口变化及构成因素的计量和分析，人口问题的现状、发展趋势的实证分析以及科学而系统化的规范研究。在人口政策调整决策制定过程中，又极少关注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动态变化，在利益至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利益导向惠及效果又微乎其微。总体看来，当前人口政策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成员必须向国家履行的义务。 　　2.家庭人口文化表现为主体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传统政府执政模式“管理”职能大于“服务”职能，要求社会成员服从“义务”本位观念根深蒂固。马克思认识论认为，个体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主观之见于客观的能动反映过程。在信息共享WEB时代，网络四通发达，作为人口政策的执行客体，想要通过正常渠道参与或影响政策决定过程向政府建言的互动平台缺失，机制尚未建成。故一些个体或群体基于自身利益驱动在网络上借用一些具体事件炒作，或是散布各种言论，以此向政策决策者施加压力或影响，迫使政策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最大限度在其利益需求与现行决策之间做出妥协或让步。每每有人口政策的转轨或调整，都刺激着无数个体基于个体和群体的生育需求积极向政府表达其利益诉求的热情和对现行人口政策的展开热烈讨论。不论其观点正确与否，但有一点不容忽视，他们的讨论对中国人口政策执行主体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各级计划生育部门的公信力和美誉度受到极大挑战。 　　二、家庭人口文化构建存在的主要障碍 　　人口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非均衡的态势，理论上认为是由于人口政策上“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强化了生育个体意愿选择。微观上，生育意愿体现着生育个体生育行为的理性选择；宏观上，则表现反映了社会人口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力。 　　1.内生于传统婚育文化所积淀下的男孩偏好。男孩偏好依然是中国生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观念形态的传统生育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渗透在整个意识形态机体和社会道德习俗中，强力支配着个体生育行为。“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延续香火’、‘养老送终’、‘多子多福’、‘孝道’、‘人丁兴旺’等生育观念根深蒂固，是传统生育文化和生育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现实需求性，又有文化继承性，至今并没有完成根本性的转变，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5] 正在构建的以婚育文化为核心的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内生于中国封建家族制“以男系为尊”，在较长时间内还深刻地支配着整个社会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选择，致使现行划生育政策对于个体生育决策及其行为的约束力极其有限。 　　2.从属于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从根本上说，社会成员生育观念的变迁，最终取决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提高。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生产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