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法律秩序构建与藏族习惯法课件.pptVIP

藏区法律秩序构建与藏族习惯法 安静 构建和谐的藏区法律秩序 地理意义上的藏区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一区十州两县，所辖500万人口，幅员辽阔但地广人稀。千百年来，藏民过着平淡而且安逸的生活，我们不禁想知道：如此平和的生活是如何自发形成的？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起到社会控制作用的力量都有哪些？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怎样构建的？ 构建和谐的藏区法律秩序 这些问题既是法学家关心的也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关注的。罗伯特·C·埃里克森认为：“秩序常是自发产生的”，并且“无需法律的秩序是普遍存在的，法律制定者如果忽略行动中的法，只关注书本上的法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藏区“金字塔型社会控制系统”概述 自发的社会秩序中控制手段包括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组织规范等多种形式。在藏区形成的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三种社会控制方式包括：国家制定法的社会控制、宗教教义戒律的社会控制、以家族为代表制定的乡规民约社会控制，这三种社会控制中：国家制定法高高在上，乡规民约众多且关系广大置于底层，三种社会控制力量犹如金字塔般的维系着藏区民众的社会秩序，制约着民众的行为规范，维护着藏区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活。 藏区“金字塔型社会控制系统”概述 三方社会控制元各自制定一系列规则成为不同的社会规范，国家制定法作为第一方社会控制元，所奉行的是国家意志、实施的是国家强制法律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强大而且不容违背；宗教作为第二方社会控制元，是通过教义、戒律影响民众内心，使他们自愿遵从并奉行一些规则，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凭借的是因循缘果等宗教教义自我约束，属于自律性的社会控制，直接来源于社会个体的内心世界； 藏区“金字塔型社会控制系统”概述 第三方控制者以家族为代表制定的乡规民约作为第三方控制元，制定了诸如道德伦理、习惯、习俗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这些内化的规则来源社会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这些为数众多的非正式规范在解决民间纠纷中起着重要作用，构成了人类社会秩序基础，这些“活法”个性鲜明、通俗易懂，最关键的是村民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自己”制定出来的，最贴近他们生活的规则，具有强大的执行力。 藏区“金字塔型社会控制系统”概述 乡规民约已经植入到民众社会生活关系中，可以说在藏区民间80%以上的纠纷，并未进入基层司法程序，早在发生起就由藏区民间以传统的方式解决了。进入基层司法程序的案件，基本90%以上的案件在基层法院默许下由双方当事人以民间传统的规则，通过协商的形式解决了，只有10%的案件，依据法律判决。 藏区“金字塔型社会控制系统”概述 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为例，2011年新龙法院民事案件收案82件，判决6件，案件事前调解70件，开庭调解6件；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2009年-2011年，平均每年民事案件收案55件，每年调解结案43件，判决4件，驳回1件，撤诉6件；甘孜藏族自治州2010年两级法院共受理一审民事案件1503件，二审民事案件68件；北京市2011年受理案件41万件。 藏区民间纠纷解决机制 以下我们通过三组统计数据来描述藏区民间纠纷解决机制： 第一组统计数据：四川民族学院政法系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及青海、甘肃藏区进行“藏区习惯法田野调查”（以下简称四川民族学院政法系田野调查），在甘孜州雅江县、理塘县、康定县、甘肃藏区、青海藏区等10处共发放问卷200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是176份，调查结果显示，在藏区发生纠纷，解决的方法：44%:交家族权威人士处理；25%找寺庙高僧处理；18%上法庭；其余的以其他方式处理 第二组统计数据：西藏山南泽当镇民风淳朴、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据统计2010年1月至8月份当地乃东法院只有一起民事案件立案，其他纠纷都是在村内用习惯法调解了。村民生活在自然形成的秩序中，这些村庄并不是没有纠纷，只是纠纷相对较少，即使发生纠纷，也在村内依照习惯法自行调解解决了，而诉至法院的民事纠纷非常少。 第三组统计数据：青海省的黄南州隆务镇同仁县法院，2006年1月至8月份，黄南州隆务镇农务七庄只有一宗相邻关系纠纷诉到法院。黄南州同仁县的郎家、霍尔加、隆务拉地等四个村，同样纠纷诉诸法院的非常少，基本都在村内解决。 从以上三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藏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缓慢，交通不便等因素导致各个村部较为封闭，在村部中的居民一般都具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因此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大多是熟人关系或伙伴关系，在这样特殊的社会关系作用下，当事人的纠纷都倾向于协商、调解解决。 四川民族学院政法系田野调查统计数据显示：藏区村落中发生最多民间纠纷为土地、草场纠纷占62%；邻里纠纷占33%；其余为家庭婚姻纠纷等。因此这些纠纷性质决定了藏民在解决纠纷中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