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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元社会转型研究 　　内容摘要：区别于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形成了特有的三元经济结构。与之对应，社会学界提出包括农民、市民和乡镇企业农民工（城市农民工）在内的新（旧）三元社会结构。在传统城镇化下，三元经济结构得到改善，但三元社会却存续并以新面貌出现，其根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新型城镇化有望加速三元社会的转型。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 三元社会结构 城镇化 转型 　　传统城镇化对三元经济结构向一元化转型的推进 　　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提出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二元结构，将传统农业经济和现代城市工业经济并称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有多种形式，因为每个作者均可以自由地作出假设。它包括‘现代的’和‘传统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资源过剩，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向外转移；现代工业部门由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使得报酬高于农业部门，进而吸收较多劳动力。随着边际报酬交替增长，两部门差距逐渐缩小，最终形成统一市场，二元经济向一元转化。 　　刘易斯看来，国民经济两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畅通无阻。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并非如此：一是尚未建立起市场自由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调节机制；二是传统发展战略造成工农业与城乡发展比例失调；三是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自由转移。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劳动力流动较为灵活。1958年后，由于城市工业品对农村供给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流动，农村工业开始发展，逐步从传统农业部门中独立，同传统农业部门、城市工业部门一同构成相互联系又彼此隔离的独立经济力量。它是一个非正式的体制，以市场为导向，所有制形式多样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第三元（陈吉元、胡必亮，1994）。可以说，它是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过渡，转型过程的必经之路。 　　传统城镇化推动下，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科技进步、全球化趋势加强，三元经济结构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向一元化转型。 　　第一，农村工业发展，需要城镇聚集。工业化本身需要生产要素聚集和规模经济，农村工业也不例外。公共基础设施为农村工业企业降低成本；生产要素的集中使效益增加；规模生产带来低成本高利润；人口的汇聚使市场规模扩大；信息交流频繁，获取成本降低；农村生态环境脆弱，资源匮乏，工业化分散势必造成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恶化农村人居环境，在城镇集中进行集中治理可以有效降低污染。 　　第二，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庞大，农业生产率高但劳动生产率低，这与农村存在较多剩余劳动力有关。他们在农村隐性失业或无序流向城市，对常规农业生产和城市社会管理带来巨大压力。1958年后，城市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基本持排斥态度，户籍制度是这一政策的体现。他们务农无路、入城无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在农村工业进行就地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要进入中小城市和城镇。 　　第三，城镇统筹协调着三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农村工业部门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中间”成长，带有两种经济部门的特色和诟病，既对两个部门缺陷进行弥补，又同它们竞争。对两大部门帮扶主要有：吸纳剩余劳动力、以工补农、提高农民收入、刺激农业生产、帮扶农村基建；弥补城市产业及工业品生产不足，同城市部门进行生产合作等。消极方面有：吸收农业剩余、同农村争夺土地、资金、优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破坏农村环境；同城市部门抢夺市场、资源、外资及优惠政策等。总之，三者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 　　传统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业部门同农村工业部门发展趋同，农村工业部门同城市工业部门发展趋同，促使三元经济成为一元化的市场经济形态，城镇化是其载体和催化剂，“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三元结构’将被更新型、更先进、更合理的经济结构所取代――那就是‘城乡经济一体化’，从城乡分离、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赵勇，1996）。 　　由三元经济走向三元社会：未完成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 　　中国社会学界受二元经济理论启发，结合实际发展出同其相对应的二元社会结构理论，认为存在城市和乡村、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对应的社会二元结构。这一特征被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户籍制度所决定，具有强大的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被制度化的社会分层，形成了两大类身份群体，在社会资源配置、权利和义务方面高度不对等，且阶层固化明显，社会流动受阻。随着三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提出，当时社会学界也相应增加了第三元社会结构，“但新三元仅指就地转移的乡镇企业农民工”（甘满堂，2001）。本文中将其称为“旧三元社会结构”。 　　随着市场经济和传统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已经渐入尾声。农村工业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开始经过一波又一波的转型，实现了向现代企业的转型。著名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率先完成了现代企业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