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司法公信力.docVIP

浅论司法公信力的构建 在现代社会中，法治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目标，司法也已经成为人们诉诸于公正的最后保障。进而司法的信用就成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根基，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司法公信力，那么这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就会土崩瓦解。因此，为了构建法治社会目标的实现，必须深刻分析司法公信力低下的原因，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和综合建设，重建司法公信力。 一、“司法公信力”的概念 在西方语境中，司法是人类创立政府后用以定纷止争、惩治犯罪的手段，也是人们在对自身价值追求与个体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1）。公信力，在英美法系被称为public credibility，是指社会公众的信任程度；司法公信力，在英美法系被称为public credibility 0f the judi_ciary，是指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以及司法裁判的信任程度。从本源看，“公信力”概念是同国家权力的“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一脉相承的，其核心是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信力”是西方政治理论中一个独立、完整的概念体系。 在中国语境中，早期的“信”通常写作“允”。《尚书·尧典》中有“惟明克允”之说，《释诂》解释为“允，信也。”这种以“允”为“信”的用法，最早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用来表达预言传达者（神灵与先祖）与从受者（商王或贵族）的互信关系。西周春秋时期，随着“礼乐”制度与“德治”传统的确立，“信”观念的神权色彩日渐消退，但其与“礼”、“德”、“仁”等范畴的结合却日渐紧密，逐渐成为古代礼乐政治传统的一条基本准则（2）。“信者，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长众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礼不顺，非信不行”（《国语·周语上》），表明“信”观念的伦理内核已由以往的“敬神事鬼”为主，转变为“立国”“使民”的“为政之本”，成为内在伦理的标准之一。 在此基础上，从“信”的内涵延展，“公信力”在中国大陆特色的司法国情中实际上被拆解为“‘公’（公众）+‘信’（信任、信用）+‘力’（效能）”的合成概念”；司法公信力则在公信力概念上附加了司法保障、司法权威的意味。即“公信力是以特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和思想观念为基础反映社会群体对特定机构或个人的动机、行为所表现出的信心、信任或信赖；”（3）司法公信力是“既能够引起普遍服从，又能够引起普遍尊重的公共性力量，它表现为司法权所具有的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4）；司法公信力是司法对公众的信用和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一方面表现为司法机关是否具有值得公众信任的因素及其履行责任的能力，在客观上能为信任方所信任的程度，另一方面表现为司法机关对信任方的责任感以及实际上对公众的期待和信任的回应（5）;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于司法公正性、权威性的评价以及对于司法的总体信服度，是司法机关根据自身对法律和事实的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信任的程度，是法律公信力的实现和延伸，它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主观评价、 心理反映和价值判断，(6)集中体现了司法对公众的信用与公众对司法权的信任关系，代表了司法机关在广大公民心目中的诚信程度和信用水准。显然，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诚信和司法权威的重要表征，是司法存在的道德基础和制度基石。 二、当前中国大陆司法公信力现状 （一）民众对法律信仰的程度减弱，司法公信力基础出现松动 在法制国家里，人们群众对法律的信仰程度是司法权威得以稳固树立的重要条件，也是有效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然而，当事人习惯性的把法理适用呈现出的差异性当做法律的不公正适用，常常与徇私舞弊，贪污腐败挂钩，使他们将司法不公与司法腐败无限的放大，最终出现厌倦和恐惧心理，不再相信法院的审判能力和水平。一旦矛盾出现，往往不愿诉诸诉讼途径加以解决，而是采取较为极端不具理性的方式方法解决问题，影响社会的安定，这也是他们对司法极端不信任的具体表现。 （二）人情关系复杂多变，严重扭曲了司法公正性 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托人”几乎成了一种惯性，部分群众不相信司法的公正，进而采取各种手段来影响判决，由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组织的人情、关系网，将法官禁锢在网内，即使心存公道的法官，依法公正裁判一起案件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极少数职业操守不正的律师和案件承办人或者法院的工作人员，合伙串通捣案子，将原本简单、明白的案子，捣成一团乱麻。凡此种种，都给法院的公信力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也导致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怀疑。 （三）一审裁判结果无法令人信服，上诉率和申诉率上升，无限制的申诉再审 一审裁判结果宣判后，当事人不会充分考虑事实是否查的清楚，法律适用是否正确，只要未能满足自身的诉讼请求，就提起上诉，有时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均会提出上诉。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中国大陆法院一审裁判的司法公信力基础还较为薄弱，无法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