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问题的制度因素.doc

中国特色的民工问题19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因为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农民依靠种地，能获得收入。1970年代，沿海农村出现了离土不离乡、兴办乡镇企业的高潮，大量农民转移进入乡镇企业较快的发展集中在沿海地区，拉开了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农民收入的差距。到1980年代末，沿海工业快速发展，城市经济有了极强地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全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中西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向沿海城市转移。进城打工经商收入高于一般农村农民从务农中获得的收入。自此，中国出现一波又一波农民进城打工经商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来自于农村，即户籍在农村却生活在城市的一个庞大群体——民工。从目前的人口分布情况来看，在全国的13亿总人口中，城镇人口大约3亿。在10亿农村人口中，有近三成外出打工，一般来讲， 20岁到40岁左右的农村人口大多外出打工，在农忙季节回家从事双抢，这批人口我为民工，中国的民工阶层就有3亿。中国现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在1958年开始实行。在1957年以前，政府对城乡居民的人口迁移限制不多，中国的人口迁移基本上是自由的，但是随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政府对人口的控制越来越严。自1958后，政府实施城乡彼此封闭隔绝的二元就业制度，在城镇中实行“统包统配的低工资的就业制度”，在农村实行无条件的“自然就业制度”，相应地，中国居民被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户籍制度安排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是城市实行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城镇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制度、城市居民系列福利制度；广大农村居民自然就业、生活区必需品与福利取之于所在集体——公社、大队或乡、村。农村居民不准到城市就业，这种情况到1984年才废除，户籍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现在农民鼓足勇气抛开土地，“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进乡镇企业工作；进城市经商或打工。城市仍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并没有向农民开放农民到城镇置业落户。土地制度除了户籍制度，现行土地产权制度也限制了农村人口和资源的流动，从而民工问题始终难以解决。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归家庭，所有权不能转让，承包经营权转让很不方便。这种制度使农村人口无法将自己拥有的最大资源——土地变现为现金或其他可转移的资产，从而使进城生活或创业少了一大部分资产，这样大部分农民因为缺少资金或其他的资源而被迫放弃更好城市发展机会和子女受更好教育的机会。如果承包经营权能够很方便地转让，不但使进城农民有了一笔资金，而且土地的利用效率也会得到提高。当然，由于乡土观念，有部分民工，也可能不愿转让土地，但是这不是根本性的，经济利益的力量远远大于观念的力量。据浙江省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有75％的农民愿意进城生活，其中的25％不愿进城的，有51.3％是因为城市生活费用太高，缺乏经济实力。因此，一旦制度性因素消除，中国农民进城的步伐就会加快，就会克服对土地的依恋，毕竟对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讲，城市的繁华和富裕是梦想中的天堂。教育和就业制度现有高考制度是按高分录取，并适当照顾少数民族。但并无照顾农家子弟。农村本身教育资源就比较缺乏，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子女并不是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往往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而农村的教育资源相对贫乏，也就是农村的教育存在先天不足，而一到高考时，却要求农家子弟与城市居民的子女一样照高考分数来录取，并无考虑这种差异的存在。　　同时，经过几年的大学教育后，到了就业时刻，又面临着一次不公平：大多数毕业生滞留在大中城市，也希望在大中城市找个好工作，但大中城市就业岗位有限，僧多粥少，一个好的岗位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竞争者，最后的定夺中，父母亲的社会关系就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回到统分统配的就业时期（统分统配同样存在社会关系问题），但现在的“市场”主导的就业政策夹进了太多的关系因素。农家子弟大学毕业等于失业的现象，使在农村的父母对培养子女的预期收益降低，6年义务教育一完成，半大不小的孩子就飘荡在城乡之间，成为民工潮中的一员。从当前农民工的总体状况来看，农民工的绝大多数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并没有获得足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积累他们对他们来说打工赚钱最终目的，而进城务工只是获得安稳生活的手段不断地从城市打工获取收入，以此供养提高生活条件，改善居住。第一代进城打工经商的农民，在进城中获得了大量机会，赚了钱有些在城市买房安家了，比如一些建筑业的包工头第二代农民工是初中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打工收入为今后成家准备，外出打工，除非有了报酬极高的工作，可以在城市重新买房，否则他们一般是将打工收入投入到农村的生活与消费中则有更多的选择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在城镇买房子还有一些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