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风险分析与展望解析.docVIP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风险分析与展望 ?中国自2013年启动“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对沿线所涉64个国家的投资额不断扩大。“一带一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四个互联互通，促进沿线国家的区域一体化，充分发挥规模经济；通过拓展区域和全球市场，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空间。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发生于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产业转移。由于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大于自工业革命以来所有曾经引导结构升级的欧洲和亚洲国家，这将给沿线国家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带来绝好的发展机遇。 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信用风险就是其中之一。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等各类经济交往都受到沿线国家信用风险状况的影响。我们对沿线国家信用风险的基本分析思路是：首先判断一国的政治风险和经济实力；其次是影响一个国家总体信用风险水平的长期、基础性要素；然后逐个考察主权信用风险、金融体系信用风险和国家总的外债风险。通过上述各方面的分析我们绘制出沿线各国风险状况分布图如下： 在本研究报告中，我们将对沿线国家在国家信用风险研究所涉诸要素下的排名情况予以披露并有侧重的进行分析，对个别风险最大国家在2016年的发展情况予以展望，最后我们将探讨中国在促进沿线国家信用风险改善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 一、沿线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性相对较低，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已经进入高发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若要把握住中国大规模产业转移下的发展机遇，需要客观地研究本国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合适的产业转移对接方式，这考验着沿线国家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定能力。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目前阶段主要以大型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而项目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项目的成败与当地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大公通过考察沿线国家政治权力稳定性、政府管理能力和国际关系等要素，对沿线各国政治风险分别予以高稳定、较稳定、低稳定、高风险以及极高风险五个级别分类（见图1、图2）。在41个受评国家中，高稳定国家仅有一个，极高风险国家数量亦相对较少，分布在低稳定区域的国家最多，表明“一带一路”战略推进面临的整体政治风险较高。 高稳定国家权力交替制度化，政府运行稳定，主要政党具有较为明确的政治共识，政策出台审慎，作用显著，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预期。东南亚的新加坡政治风险评分最高，为11分，为唯一高稳定国家。处于第二级别较稳定的国家有14个，中东欧分布最广，包括捷克、波兰、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立陶宛；其次是西亚及中东地区，包括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及以色列；该级别的国家还有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以及俄蒙的俄罗斯。处于第三级别的低稳定国家数量为15个，分别为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南亚的孟加拉国、印度；中东欧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西亚及中东地区的格鲁吉亚、阿联酋、阿曼、约旦。处于第四级别高风险国家数量是9个，分别为中东欧的波黑、白俄罗斯；西亚及中东地区的埃及、土耳其、科威特；南亚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俄蒙地区的蒙古。低稳定和高风险类型的国家或仍处于政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或国内部族、宗教矛盾突出，或国际关系不佳，导致内部政局不稳定，缺乏或难以确立适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并顺利推行，政治风险成为影响国内经济表现的核心因素。处于第五级别的极高风险国家分别是中东欧地区的乌克兰和西亚及中东地区的也门，分别为0分和1分，政治风险极高。乌克兰方面，明斯克停火未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根源，短期内乌克兰东部动荡局势仍将持续，政治环境极其脆弱。也门内战爆发，国内政局呈现不稳定状态，长期积累的国内矛盾以及外部势力纷争使政局将持续动荡，政治风险极高。 下面对高风险国家分布较多的西亚及中东地区重点进行分析和展望。 西亚及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已经进入高发期。各国政治风险此起彼伏和国际油价长期低迷将可能致使其地缘政治风险保持在高位。一方面，该地区民族众多、宗教林立、各区域之间历史遗留问题多，巴以民族冲突、逊尼派与什叶派宗教冲突、世俗政权与宗教力量对立、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等多重问题，导致社会无序、暴力冲突不断。另一方面，地区地缘政治敏感，区域内大国与外部势力的干预使得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地区持续性动荡使得“一带一路”建设充满挑战。伊朗核危机虽暂时偃旗息鼓，但也门内战仍旧处于高危时期，沙特和伊朗政治博弈仍在继续，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治冲突、埃及政局混乱和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仍可能烽烟再起。特别是近期叙利亚局势深度恶化，地缘政治风险继续上升。 整体看来，“一带一路”战略沿线经过多个地缘政治破碎带，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