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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顺庆 王超：中国比较诗学三十年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清理了中国比较诗学三十年来的发展轨迹，并分为三个阶段叙述，从纵向的时间性流变、横向的空间性拓展以及学科体系内部的否定与承传三个维度，整体论述和评价了这三个十年或这三个阶段的历史性成就和不足。在研究策略上，主要以相关著作和论文为依据，对其中思想观点进行微观论述的同时，也注重对其学理发展动向、视域的结构性迁移等学科层面的宏观把握。本文认为，以《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和“失语症”、“异质性”、“话语重建”、“变异学”等重要理论观点的出现为标志，中国比较诗学走过了开创与奠基、反思与重构、深化与拓展三个历史性阶段。 比较诗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路向被提出来，是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艾田伯(Etiemble.René)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指出：“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1]继而西方70年代涌现了很多比较诗学著作，如1978年佛克玛、易布思等人的《比较诗学》，1985年巴拉康、纪延的《比较诗学》，1990年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当艾田伯敏锐地做出那个判断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才刚刚开始。中国的比较诗学真正开始走向自觉，还是在1978年之后。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比较诗学走过了整整三十年的路程。这三十年，中国比较诗学研究从开创、奠基、反思、重构再到深化与拓展，在不断的论争、批判和学科建设中，逐渐走向成熟。回首三十年，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脉络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8)是中国比较诗学的开创与奠基。这一阶段从整体意义上包含了20世纪初至1978年以来的著名学者的研究状况，第二阶段(1988—1998)是它的反思和重构时期。这一阶段的中国比较诗学从盲目跟风走向了深度质疑和反思，第三阶段(1998—2008)是中国比较诗学的深化与拓展期。在经过了“失语症”、“可比性”等重要课题之后，重新开始寻求研究策略和学理构架。 一、1978—1988：开创与奠基 在世界比较诗学史上，中国比较诗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比较诗学学科形成之前，不能不提到一些学术大师对该学科的开创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尽管他们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在实践中贯穿诗学比较意识而缺乏比较诗学学科理论上的构建意识，但是这些学术巨著为比较诗学在中国的开创和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 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1908年又发表了《人间词话》。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对象均是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却开了自觉地用西方的诗学理论阐释中国文学思想的先河。以往的《红楼梦》研究仅仅局限在中国文化语境之内的阐释，王国维饱受中西文化的熏染和浸润，第一次将中国文学经典《红楼梦》和叔本华的悲剧美学相提并论，互为参照。而且，他在西方美学理论的启示下，将中国的文论范畴——意境也阐释出了别样的风貌。1908年鲁迅在《河南》杂志第二、三期上发表《摩罗诗力说》。后来他还将《文心雕龙》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进行了比较：“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2]但只是提到并涉及而已，并没有太多深入的阐述。1943年朱光潜出版《诗论》，在1984年三联书店版的《后记》中，他说：“试图用西方诗论来阐释中国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3]1948年钱钟书的《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序言》有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张隆溪曾提到钱钟书对比较诗学的看法：“钱钟书先生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是比较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4]可见东西方诗学虽然旨趣相异，但也可以在某些层面上交流对话、互证互补。 尽管这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领域的潜力所在，但是，“文革”十年，由于政治的干预，学术研究不同程度受到中断或阻碍。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结束十年动乱，走向了一个开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宏观的政治背景下，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开始承担着一种新的历史使命。如果说，王国维等大师用自身的学术实践指明了这一个研究领域的价值、基本方法和目的，那么，新时期的比较诗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如何展开学科理论研究、学术视野定位、学科体系构建等方面的问题。从学科史上将中西比较诗学纳入一个整体的学术框架之中，毕竟，无论前辈的比较诗学著作影响多大，如果缺乏一种学科理论意识，这些著作都只能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圣摹本，中西比较诗学要走向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