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将商文化.docVIP

第十章 将商文化 第一节 将商的形成 将乐县有文字记载的商业活动是在宋代。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将乐人黄伯固于县治主建利涉桥(三华桥),“覆以亭六十八”，商贾云集，游人如织。县内出现了被“乡人目为陈万户”，带头向朝廷献策罢免榷酒法的陈广；“世以豪赀为乡闾大姓”且重信义的陈选；“好善乐施，每岁发廪济贫，随其自斛，不计其偿”的陈髦；周贫怜寡，广开莒峡，重建龙池桥，复修大施寺，盖积善堂的廖洗；既卖药又行医、乐善好施的梁明道等等。此外，还有许多经营银、铜、铁、石灰、龙池砚碑、陶瓷、粮油等行业的商人。 元代，县治中形成十字街市，“东达攀龙门，西通万安门，南抵金溪门，北距安福门，商贾四集之所，岁时贸易不绝。”所经营的有粮油，棉麻、丝绢加工与销售，糖、茶等土特产，“挽船”纸、陶瓷、矿治、中医中药等。 明代，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将乐县形成了8市5墟3会，“四方商贾辏集，岁时日夕，贸易如墟”，“岁时燕会，列鼎极水陆珍；挝金品箫者，迄无虚日”。将乐所出产的毛边纸、龙池砚碑、陶瓷、粮油、木材、麻布绢丝等源源不断地通过水路销往福州、江浙、湖南湖北，甚至东南亚，不少将商也走出家门，“行货于外获利”；外地的商人也开始纷纷到将乐经商。将乐也出现了如廖丛梓、林琛、熊应正等扶贫义举的商人。 清代，将乐“邑虽偏小，其敦庞朴茂，富庶殷繁，且不在大都以下”。西山纸被列为“官纸”，畅销省内外甚至东南亚诸国。“价与绢同”的麻布，精美绝伦的陶瓷、龙池砚碑，各具特色的农副产品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商人来将乐经商。各地商人在运出将乐的土特产品之外，也输入民生之需的布匹、药材、食盐、海货及南北杂货等商品。各地商人在县城和重要乡镇先后建立了同乡会和会馆，并形成了各自的经营特色。如三山会馆，由福州10县旅将同乡人组成，主要经营粮食、木材、京果、酒糖、食盐等商品；兴化会馆，由莆田、仙游人组成，主要经营苏广（即百货）布匹等商品；汀州会馆由龙岩、长汀人组成，主要经营烟丝、土纸等商品；江西会馆，由江西人组成，主要经营中药材、土布、京果等商品；六省同乡会，由冀、鲁、豫、苏、浙、皖等6省人组成，主要经营毛边纸、香菇、杂货等商品，本地商人也在与外地商人的接触、交流和合作中不断发展壮大，仗天时地利人和，把土特产品销往外地，且获利颇丰。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商品经济发展缓慢。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将乐各业工商界为了维护私营商业者自身的经营利益，联合组织成立了将乐县商会筹备会。此后，陆续成立了京果业、绸布业、国药业、菸丝业、纸业、香菇业、盐业、木业、五金业、屠宰业、民船业等同业公会。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正式成立了将乐县商会。据统计，至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六月止，旧商会共召开93次理事会议。年末，由于社会动荡，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市场生意萧条，许多商店歇业关闭，县城只剩坐商151户，从业人员253人。 解放后，将乐县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者采取了扶持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针，使流通渠道变活，经济得到恢复发展。至1954年，全县共有私营商业户539户，从业人员659人。10月，县政府贯彻国家对私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方针和对资产阶级生产资料采取赎买政策，到1956年底，经过改造过渡到国营和供销社及店、组等451户、570人，资金9.3012万元。 1958年强调“一大二公”，1960年的国家经济困难，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集体、个体商业的恢复被斥为“所有制大倒退”，刚刚恢复的合作商店（组）、货郎担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除，县城只剩下6个理发匠。农民正常的经营活动被视为投机倒把行为给予打击。如余坊社员杨长华开垦荒地种地瓜7000余斤上市交易，被当做弃农经商的典型来批判。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乐县的个体工商业才逐渐发展起来。1980年本县个体工商户登记发证73户，从业人员73人。1981年发展到141户，从业人员162人，资金31900元。1984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提出了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准许贩运农副产品。县工商局对个体户采取了放宽政策简化手续的措施，扶持本县个体商业的发展，同时欢迎外地商贩来将乐做生意。到1984年12月份，全县共发营业执照1210户，从业人员1715人。资金达102.17万元，营业额达239.03万元，注册资金千元以上的有437户，年营业额万元以上的有323户，年收益额万元以上的有29户，从事长途贩运的有187户。贩进的有干海产、水海产、布料、衣服、百货和苹果、梨子、香蕉等及将乐紧缺商品，贩出的有：香菇、笋干、茶叶、柑桔、纸、土产、冬笋等，市场余缺得以调剂，商品经济日益繁荣。 1985-1997年，国家对福建实行全面开放，粮食改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