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现状和趋势Word文档.doc

中日关系与趋势 多年来，由于日本推行“借美制华”政策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从而与坚定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中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阐述日美结盟政策时称：“在政治及经济上中国大陆的力量均将强大化，因此美日在对华政策上将拥有共同的利害，亦即美日将会合作来牵制中国。从中长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可以认为，萨缪尔·亨廷顿对近期、中长期日本对外政策的预言基本上与事实相符。当前，日本统治者以“日美合作牵制中国”思想为指针的“借美制华”政策，必然与中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的坚定维护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当前，中国在东海、南海与日本、菲律宾等国之间存在的岛屿主权和海域划分争端与“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之间都有联系。坚持以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以上争端，将可能对维护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等均做出正面的贡献，起到促进的作用。反之，如果因为上述争端与相关国家之间形成长期对抗关系甚至爆发武力冲突，则意味着为了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与核心利益中的“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形成互为牵制的局面。显然，为了落实中国外交的最大课题——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我们应致力于做到维护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维护核心利益中的“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牵制的关系。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的国家，实际管辖领土与俄罗斯、印度等14个国家接壤。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在东海存在着海洋边界划分问题，与日本之间存在着钓鱼岛争端，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各国在南海存在着海洋边界划分与岛屿主权争端。以上问题的总和直接触动了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利益，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其他四项核心利益，特别是影响到“国家安全”利益。至于以上每一项领土争端（例如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海域争端）相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两项核心利益的总体而言，则属于局部利益。从2012年4月石原慎太郎与美国鹰派政治家共同策划“购岛”、日本政府于同年9月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以来，中日围绕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争端曾经发展到白热化的地步。显然，这个争端是由日本方面挑起的，而从中国方面看，所谓中日“岛争”也成为中国外交和军事斗争的一个空前突出的热点。虽然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争端相对于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总体利益而言，乃至相对于中国六大核心利益的总体利益而言，显然是属于“局部性核心利益”（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也有学者主张“有争议的领土不宜定位为‘核心利益’”）。但是，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某些核心利益的局部性并不意味着它在各种核心利益当中受关注程度和战略优先顺序必然是靠后的，因为它是由于日本方面不断对我挑衅与“激怒”才使这个局部矛盾不断激化，而且上升到中日之间的“战略对峙”，同时钓鱼岛争端问题又与日本的错误历史认识问题存在着密切关系，致使中日“岛争”在一个时期上升为我们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斗争的“最前线”，中日矛盾从非对抗性矛盾上升到局部的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时期我与日方展开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然而，应该看到中日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历史性重构的长进程中，看待中国与周边关系，要放在这个百年重构的长进程中，要有长视野，要有战略耐心”。此处所说的“百年重构的长进程”，恰与前文中萨缪尔·亨廷顿所言“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的预言相对应。那么，日本在什么条件下会走到“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的境地呢？从日本一贯追随先进、服膺强大的民族秉性来看，“这个条件”就是要让日本人的心理从目前的“一方面嫉妒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并没有对中国服气”的状态真正转变到对中国的先进和强大彻底服气的状态（当今日本人对华心理可概括为：对中国GDP超过日本的失落感，对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优越感，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恐惧感）。目前中国的GDP虽然超过了日本，但是经济“存量”依然不如日本，人均生产性财富只及日本的几分之一。朱建荣认为：“中国经济规模现在已经是日本的两倍，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将接近美国，成为日本的3～4倍，届时日本就会调整好对华心理，目前的这种几近发泄的对华反感（主要体现在日本媒体的诱导和煽动上）会退潮。”丁学良则认为，“这个条件”就是中国再次成为“文明输出国”，而“要使当代中国对日本的冲击上升到‘黑船来航’对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