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著作权纠纷案..docVIP

《围城》著作权纠纷案 　　案情： 原告：钱钟书，男，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干部。 　　委托代理人：陆智敏，北京市中北律帅事务所律师。 　　原告：人民文学出版社。 　　法定代表人：陈早春，社长。 　　委托代理人：陆智敏，北京市中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浩，北京市版权事务所版权代理人。 　　被告：胥智芬，女，40岁，上海《劳动报》社干部。 　　委托代理人：朱妙春、周荆，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文艺出版社。 法定代表人：向克孝，社长。 　　委托代理人：朱妙春，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森，四川文艺出版社工作人员。 　　原告钱钟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与被告胥智芬、四川文艺出版社发生著作权纠纷，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钱钟书诉称：本人是《围城》一书的著作权人。两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对《围城》进行汇校并予以出版，侵害了原告对《围城》一书的演绎权和出版使用权。为此，要求两被告停止侵权，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并按侵权出版物总码洋的12％赔偿损失人民币88320元。 原告人民文学出版社诉称：本社自1980年至现在，一直享有《围城》一书的专有出版权。这包括同种文字的原版和其后的各种修订版及缩编本。未经许可翻印或改头换面出版其中任何一种版本，即构成对原告专有出版权的侵害。被告胥智芬在《围城》的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都受法律保护的期限内，未经钱钟书同意对《围城》进行汇校，并且擅自授权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围城》汇校本，是侵害原告对原作享有的专有出版权。被告四川文艺出版社明知胥智芬未向钱钟书取得《围城》的汇校权，将侵权作品一再重印和销售，并将该书封面上的“汇校本”三字去掉，在向全国各地发出的图书征订单中，以《围城》为书名进行征订，也侵害了原告的专有出版权。要求两被告停止侵权，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并按侵权出版物总码洋的15％计算赔偿损失人民币220400元。 　　被告胥智芬、四川文艺出版社辩称：由被告汇校、出版的《围城》汇校本一书客观上造成了侵害原告钱钟书的作品使用权，愿意向钱钟书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围城》首次发表于杂志，《围城》汇校本使用的底本是载于《文艺复兴》杂志上的连载小说。《围城》汇校本体现了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具有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与原作品《围城》不同类型的演绎作品。由于汇校是对原作品的一种演绎使用方式，汇校本作为演绎作品，没有使用原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原版本；况且人民文学出版社获得专有出版权的日期，应自与钱钟书在1992年3月18日签订出版合同之日起算，被告在此之前对该作品的使用，人民文学出版社无权主张权利。故被告并不侵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原告钱钟书历时两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围城》1946年2月起首次发表于上海大型文艺月刊《文艺复兴》，至1947年1月止，共分10期连载。1947年5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围城》单行本，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第3次再版。1980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出版。期间，钱钟书曾多次对作品作过文字增删和润色，使作品更为完善。自1980年至1996年7月为止，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印刷和发行《围城》共计25印次，计134万余册。 1980年，原告人民文学出版社征得原告钱钟书同意出版《围城》一书，按照文化部《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的有关规定，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围城》一书的专有出版权行使到1990年。1991年2月4日，钱钟书书面授权将《围城》继续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言明待《著作权法》实施时，再按国家有关规定签订正式出版合同。1992年3月18日，钱钟书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授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图书形式继续出版《围城》中文本的专有使用权。1990年，被告四川文艺出版社向被告胥智芬约稿，对《围城》一书进行汇校。胥智芬汇校时所依据的《围城》底本，分别为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连载于《文艺复兴》月刊上的版本、1947年5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本和198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围城》汇校本出版时，把《文艺复兴》月刊上以连载小说形式发表的《围城》一书全文排印发表，每页上附有胥智芬所作的汇校内容。四川文艺出版社从1991年5月至1992年7月，共出版发行《围城》汇校本一书总计12万册，其中精装本1万册，定价为人民币8.20元，复膜本11万册，定价为人民币5.40元和6.20元。在12万册《围城》汇校本一书中，封面印有“汇校本”字样的为3万册，无“汇校本”字样的为9万册。四川文艺出版社在第五届全国书市看样订货会四川省店订货目录、92年春新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