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新政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影响论清末新政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影响.docxVIP

论清末新经济政策对近代民族工业的影响一、“新政”出台的历史背景在政治方面：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采用扶植清政府“以华治华”的策略，要求清政府改变它的无能状态；清政府也企图以此取得列强对它的支持。清政府自感面临统治危机，需要加强本身统治能力。《辛丑条约》签订后，全国人民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发展，清政府需要采取对策。当时的清朝统治集团中，洋务派占据上风，政治改良和“实业救国”的呼声空前高涨。洋务派和部分稍有政治远见的封建官僚，要求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于是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满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加速扩张，其侵略方式也由原来的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最后形成并进一步深化。在巨大的经济冲击之下，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逐渐解体，资本主义新式企业开始产生并获得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并试图登上政治舞台。二、“新政”颁发前民族工业状况顺治初年起，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贩在中国经商，使得清政府无比担忧，曾发文“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政策的影响下，清政府实施了以“海禁”为代表的“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阻碍了工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对于新兴文化、先进思想的压制，在客观上使得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大门。大量外国资本的进入，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在客观上促进来国内经济的发展，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为扩大财源，支付巨额赔款，解决财政危机，迫使清政府放宽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于是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工业的热潮。三、“新政”的颁发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清政府颁发上谕，命各省督抚及政府大员议奏，“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兴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在当时的笔记、报刊、奏折中，通常称清廷此举为“新政”。同年4月21日，又命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清朝中央政府推动“新政”的专门机构。以后陆续颁布各种章程命令推行“新政”，直至清政府灭亡。四、“新政”对民族工业的积极影响清廷在新政时期大体上实行了提倡、引导、鼓励、保护发展实业的政策，这无疑是清王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新经济举措。总体来看，这些政策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推进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化的一次重要起步。具体而言，与民族工业有密切联系的“新政”主要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1）建立职能机构，加强对实业的提倡与管理。1902年，光绪皇帝任命直隶总督袁世凯为督办商务大臣。但因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和特派商务大臣以来，并无成效；加上地方督抚往往操纵商务、路务、矿务实权，故此决定设立商部，以加强对实业的提倡与辖管。1903年9月，光绪谕令设立商部，任命载振为该部尚书。不久，撤销矿务铁路总局，矿、路二政划归商部管理。商部下设4司2馆2局所，即保惠司、平均司、通艺司、会计司、律学馆、商报馆、商务学堂局所、接待所。为了笼络商人，调动商人效力，商部各司除额定职官外，另在各商埠选取“行谊诚实、熟悉商务”的商董为商部委员，令其考察商务，采取职官与商董“分途并用”的办法，商董委员无薪俸和办公开支，但“有异常劳绩”者可保奖商部郎中、员外郎、主事各职衔，直至四至头等“顾问官”[1]。商部在各省设立商务局、矿政调查局等，作为各省振兴工商的机构，并委任诸局总办、总理等为议员，通过诸务议员掌握与管理各地的实业。诸如汇报货源、市场行情、局厂学堂公司状况，代商寄呈、禀报注册，保护出洋归国侨商，保奖资厚有成商人与匠心独运之工匠，提出有裨商业的建议等。商部和各省商务局、矿政调查局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政府对发展实业的重视。通过商部委员、顾问官、诸务议员的委任和虚实两种官制的采用及职能机构的调整，清政府力图达到中央地方一体、官吏商民一气，共振实业的目的。新政时期，振兴实业的政策是从设立商部开始的。此后，商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在振兴实业方面做了某些工作，如订立颁行法律、章程，倡立组织商会、农会，设立劝工陈列所、举办南洋劝业会，开设实业学堂，统一度量衡等。（2）颁行法规章程，对实业进行指导与保护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没有系统的法律、法规、条例、章程等的规范与约束，社会经济就不可能获得正常发展。中国在中外炮战、商战中的屡屡失败，社会经济发展的日益停滞，使清朝统治者内部稍有政治远见的人，开始感觉法律、法规等对振兴实业、富国强兵的重要性。1901年8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其联合奏折中提出了制订商律的主张，在刘、张等封疆大吏的影响下，光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