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docVIP

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 ——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吴业苗 【专题名称】社会学【专 题 号】C4【复印期号】2010年10期【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10年7期第54～62页【英文标题】The Citizenization of Living-in-village Farmer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作者简介】吴业苗，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它要求在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建设来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最终消解城乡二元结构。与此相应的农民市民化需要多头并进，除了继续推进农民工、城郊农民向城市转移外，还必须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加大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力度。居村农民市民化理当成为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重头戏，其进路在于：城乡一体化为居村农民市民化拓展、建构了可能空间，而农村公共服务的城乡等值化建设则让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关 键 词】城乡一体化/居村农民/市民化EE397UU8421355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7-0054-09一、概念识别：农民市民化与居村农民市民化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都是相比较而言的，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说：“农民是相对城市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城市就没有农民。”① 在我国，居住在农村、具有农村户籍并拥有承包耕地的社会成员皆为居村农民。居村农民与农村居民不同，农村居民是一个纯地域意义概念，泛指居住在县城镇及以下地域的所有人，除了居村农民，还包括居住在农村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居住在建制镇、集镇或村庄里的非农人员。按照传统的“农村－城市”、“农民－城市居民”两分法来区别“农民”和“市民”，已越来越不准确。世界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农村地区，都已经改变了昔日单纯只有农民居住的状况，成了城乡社会成员共同的居住地”②。我国也是这样，生活在城市的人不一定是市民，生活在农村的人也不一定是农民。正是由此，有学者建议重构“市民”概念：未来的农村和城市，地域界限不再明显，市民和农民不再是地域上的区别，也不是职业上的区别，而在于权利、待遇、生活方式、文明程度等；“从事相关产业工作的产业工人，无非有的从事农业生产，有的从事非农生产”，“他们只有分工的区别，都可以享受社会福利和保障，都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如城市、城镇、农村社区等）的市民”③。这即是说，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以土地经营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那部分劳动者，只要赋予他们与城市人一样的权利和同等的国民待遇，并完善其生活方式和提高其文明程度，他们就可以算为市民。市民概念的重构，不仅修正了传统的市民概念，即具有城市户籍、生活工作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且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相联系的居民，而且对促进我国农民市民化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理论上看，它丰富了市民内涵，使市民概念更贴近后工业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实际；从实践价值上看，它大大缓解了我国农民市民化难度，拓宽了我国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运作空间。至于农民市民化，虽然仍有一些学者把其视为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④，但早有学者从广义上解读它——农民市民化还应包括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过程⑤。就此而言，农民市民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农民市民化是从与国家、政府相关联的技术层面上推进农民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如受教育权、选举权、居留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而广义上的农民市民化更注重从社会、文化层面上转变农民的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和生产生活方式，体现出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其实，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农民市民化，我国的农民市民化路径都应该多元并进，起码应有农民工市民化、城市郊区农民市民化、居村农民市民化等。现有的研究对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郊区农民市民化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研究成果非常多，却忽略了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存在和现实意义。我国流动在城市的农民和居住在城市郊区的农民只占农村人口总数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农村人散居在村庄中，他们更需要市民化。我国农民能否成功实现市民化，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居村农民的市民转化，因此，居村农民市民化理当成为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重头戏。然而，我国很多学者在农民市民化的研究中照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仿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民向城市迁移方式演绎我国农民市民化路径。毫无疑问，农民从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