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人员犯罪生成与文化适应冲突.docVIP

少数民族人员犯罪生成与文化适应 冲突、解组及失衡 -------------------------------------------------------------------------------- 作者：王 飞 文章来源：贵州民族报 时间：2011-11-7 -------------------------------------------------------------------------------- 从文化适应的角度考察少数民族人员犯罪原因，可以发现少数民族的一些传统行为规范和纠纷解决模式与刑法规范的冲突在本质上是基本规范文化冲突，由此体现少数民族文化模式的客观存在。从探索减少少数民族人员犯罪的角度出发，本报特编辑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王飞的《少数民族人员犯罪生成与文化适应：冲突和失衡》一文以飨读者。 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犯罪问题，是为了透过犯罪的表面现象探索犯罪者的冲动同环境的有效刺激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探示犯罪者因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产生的行为变化。可以通过分析少数民族人员犯罪原因中的文化冲突和适应失衡来考察其文化适应状况。 一、文化冲突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犯罪 随着国家法制化建设进程的深入推进，少数民族的部分传统观念内容有了一些改变。然而，在婚恋纠纷解决、禁忌习惯维持和村寨规范执行等方面还是在沿存着一些与国家法律不相吻合的传统习俗，这可以从下文列举的一些前后时间跨度超过10甚至20多年，但其纠纷解决模式变化不大的案例中看出。 （一）少数民族传统习俗在纠纷解决中的体现 1.解决婚恋纠纷中的文化冲突 关于婚恋纠纷中的一些文化冲突现象及其解决模式，以下述两个时间跨度较大的案件为例说明： 案例1： 杨某于1980年10月经男女双方父母包办与本族14岁的女青年刘某结婚。刘在杨家住一晚后即回娘家。1982年12月刘某以父母包办、未到婚龄为由向法院提出离婚。1983年3月县法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杨某不服提出上诉，刘某在上诉期与另一男青年结婚。杨某在村上吹哨唤本寨人去刘家杀猪吃肉，强拉刘某。一起去的80多人把刘家围住，用木棒撬开刘家大门，用绳索将刘母捆绑一小时，将刘某强拉回同居6个晚上。同时杨某父亲还带60余人逼刘母要猪杀，将其大女婿家将一头184斤的猪杀后抬回供全村人大吃一顿。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数罪并罚，判杨某有期徒刑7年。在审查这个案件时，被告辩解：判我离婚是不到婚龄，我上诉她又结婚，故我不服，即按习俗吹哨叫人去杀猪吃。我们地方风俗如此，按古老的做法是对的。 案例2： 陈某经人介绍与本组女青年刘某确立恋爱关系，女方要求男方必须当上门女婿，陈答应并从2009年12月就住进了刘家，帮助干农活。后来陈某到贵阳打工时，他得知女方又到别的男方家去相亲，于是便从贵阳赶回组织了30多人提刀弄棒，来到刘家要作个了断，双方互不相让，越闹越凶，准备拼个你死我活。好在当地驻村民警闻讯及时予以阻止。在调解下双方达成协议，刘家同意退还陈家彩礼和劳动报酬2500元，从而避免了可能导致的“有几个要被杀倒在这里”的严重后果。 案例1中的杨某是在婚姻遇到麻烦时，按照当地少数民族在传统上确实存在的 吹哨杀猪方式来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其行为因违反了国家规定的刑法规范而遭到刑罚的惩处。此案例可以说是比较典型地展示了少数民族传统风习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尽管站在国家法律的立场上看，杨某的行为是极其违法的，然而在其本人看来，他所作所为在当地是有依据的：不服对方在上诉期结婚，于是吹哨叫上一帮人去对方家杀猪，然后弄回全村人伙吃，按古老的做法这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地方风俗如此”。 因此，这案例背后实际上涉及到了一种因文化冲突带来的个体对冲突规范的选择适用难题。用美国犯罪学家塞林文化冲突理论看，这是遭遇了内心文化冲突问题，也就是个体从具有相互冲突的规范中获取自己行为规范的问题。塞林认为，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行为规范相冲突是内心文化冲突表现形式之一，在这种情形下，由于个人所获取的行为规范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当个人按照一种行为规范行动时，就势必会违反另一种行为规范。这种相互冲突的行为规范之间的矛盾，具有最强烈的犯因性作用。 案例2中陈某在遇到婚恋上的麻烦时，选择了组织一帮人去找对方私下了断的解决途径，只不过好在警察的出警及时，避免了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从其事件的过程看，其最初的选择仍然和国家法律相违背的，从他组织30多人且携带打斗武器去“私了”的行为背后，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当地在此类事件上的惯常做法：很多情况下这不是去一两个人通过讲理的方式就能处理的事务，否则如此兴师动众，且有备而去，似乎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