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勇：再论“新子学”.docVIP

方勇：再论“新子学” 自半年前我在《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新子学”构想》一文以来，学术界对“新子学”的讨论一直很活跃。诸多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阐发了精到的看法，令我深受鼓舞。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我对“新子学”的内涵做了新的思考。现拟对部分问题作进一步阐述，以期引起更深层的讨论，深化对“新子学”发展问题的理解。 “新子学”的深层内涵 “新子学”的概念，具有一般意义和深层意义两个不同的层面。从一般意义上说，“新子学”主要是相对于“旧子学”而言的。它一是要结合历史经验与当下学术理念，在正确界定“子学”范畴的前提下，对诸子学资料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将无规则散见于各类序跋、笔记、札记、史籍、文集之中的有关资料，予以辨别整合，聚沙成丘；二是要依据现代学术规范，对原有的诸子文本进行更为深入的辑佚、钩沉、辑评、校勘、整合、注释和研究；三是要在上述基础上，阐发出诸子各家各派的精义，梳理出清晰的诸子学发展脉络，从而更好地推动“百家争鸣”学术局面的出现。 半年来学界同仁对“新子学”理念的阐发，大致是在这一层次上的展开和延伸。因而关于“新子学”概念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诸如“新子学”是“新之子学”还是“新子之学”，“新子学”的研究范围应截止到清末、民国之前还是涵盖当代等问题上。但我所设想的“新子学”理念，实则并未限定于斯，在此，试作更深层次的表述。 就深层意义而言，“新子学”是对“子学现象”的正视，更是对“子学精神”的提炼。所谓“子学现象”，就是指从晚周“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其间每有出现的多元性、整体性的学术文化发展现象。这种现象的生命力，主要表现为学者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学派之间平等对话、相互争鸣。各家论说虽然不同，但都能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是谓“子学精神”。 《汉书·艺文志》曰：“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诚然，就诸子各家的内部情况来看，确实存在着极大差异，甚或彼此争辩，各不相让，乃至否定对方。但在客观上，诸子百家却在“争鸣”过程中进一步“激活”了各家原创思维的生命力，使各种学说的独特性得到了呈现。在那个多元的时代，诸子皆述道言治，自开户牖。他们或内圣，或外王，或循天道，或析物理，无论在学术主张与言论风格上如何歧路交错，都没有哪一“子”能够真正统摄或主宰所有“子”，也没有哪一“子”试图依附或归并于其他“子”。诸子个体的独特性正是构成子学时代整体多元性的首要前提，而各“子”对于“己论”与“他说”之间差异矛盾的自觉，也是其进一步反观与提升自我的必要条件。在各种学说的呈现过程中，任何“争鸣”的个体都必须以异己者为依存前提。只有敢于正视多元共存的“子学现象”本身，方能在彼此对立、交融的关系中确立自身。譬如作为个体的孟轲，正是在与杨朱、墨子等人的思想交锋过程中，才确立为子学的孟子；而作为个体的荀况，也是在与“十二子”的思想对话中才确立为子学的荀子；甚至连老子创立道家学说，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墨子创立墨家学说等，也莫不是在面对异己者的基础上方才确立体系化的自家学说。 诸子学的多元性，不仅在横向上展现为诸子百家各呈其说，也在纵向上通过大量的冲突与交融，推动了每一学派内部的自我发展。儒学在孔子、子思、孟子、荀子间相承相递，道家在老子、关尹子、文子、列子、庄子中多方推进，墨家在墨子及其后学间代代衍生，法家在商鞅、申不害、韩非子中层层发扬。各个学派内部都有不同的发展谱系，任何一名厕身其中的学者都在不停息地前行。如孟子上承孔子，中接子思，标举仁义，改造五行，收礼义于内在，独创“四端”说，这既是对孔子、子思学说的深刻继承，又是对其学说的精彩创新。事实上，正是这种于内外纵横间的长期对立、会通与交融，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历史上多元文化的不断发展。历代以来，“子学精神”一直都鲜活地存在着。 “子学现象”所蕴含着的“子学精神”，正是晚周学术文化的多元特质。诸子学术的多元特质，与王纲解纽、时代巨变相关，也与学术和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相关。从学术文化内部来讲，先秦子学继承了三代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关注现实，深究学理，对诸如世界图景的想象、基本的政治形态、人的道德禀赋的来源，以及如何理解历史、如何进行有效的国家管理等问题都做了精深独到的思考。这些问题重大而复杂，相互牵涉，因而在各家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使其思想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多元化。晚周学术的多元特质，实际上是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多种可能的显示。我们说晚周学术是中国学术的高峰，正是因为那个时代触及了人类思想的灵魂——多元精神，子学时代才有别于后世。诸子百家无所畏惧地探索着任何领域，而拒绝任何先验的前提。这样的精神品质在后世为一统的文化秩序所掩盖，那种无所顾忌的思考被主流的文化信条所束缚，因而显得羸弱而拘谨。不过，在后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