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份遗嘱和它们的最后驿站.docVIP

7000份遗嘱和它们的最后驿站 　　秘密总被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陈凯提着一只带锁的手提箱，皮鞋击打地面的声响，不断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整日灯火通明的建筑里，37岁的青年律师穿过一条十几米长的走廊，穿过一列列矗立着的双层铁柜――那些标着编号的巨大铁柜，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仿佛组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城堡。 　　过去的一年里，陈凯多次与同事一起来到这里――按照规定，进入此地必须两人同行。2013年，他们开始在这里为7000个生者，保存他们死后的秘密：他们的财产、他们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话语，都会浓缩为几张纸，封存于铁皮柜中。 　　陈凯打开一个铁柜，将手提箱里的文件放进码好的文件夹。这些秘密已经被编上编号，和别人的秘密挨挨挤挤地收归档案袋，静静地躺在柜子深处。 　　当某一天柜门再次打开，它们会被从封存中唤醒，来讲述主人的最后一段故事――那是他们生前面对死亡的准备，也是他们关于身后一切的抉择。 　　这些秘密被称作：遗嘱。 遗嘱走进金色小巷 　　年过古稀的赵初年走进中华遗嘱库登记中心的密室里，他平静地望向摄像机，一字一句念出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话语――他有三个孩子，而他决定在死后将房产和存款留给其中两个。 　　2014年10月，这段尘封了480多天的影像第一次在赵家的三兄弟面前播放――这是父亲死亡前留给他们的最后影像。 　　屏幕前，未能得到财产的大儿子竭力保持着礼貌与克制。他紧锁眉头，把能想到的问题都问了一遍。父亲的死亡，一度给这个家庭留下悬念――直到如今，他才知道答案，父亲早已背着兄弟三人立了这份遗嘱，而身为长子，他什么都没有得到。 　　他将父亲的遗嘱拿在手里，纸上的字迹正是出自父亲那只颤颤巍巍的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几乎失去了写字的力气，但遗嘱里歪歪扭扭的字迹却与留在影像里的内容一模一样。 　　他无法辩驳，只觉得父亲不公。直到他的两兄弟表示愿意每人拿出五万块钱给他做补偿，也是替父亲为他留下些许慰藉。 　　这是尘封在遗嘱库里第五个被重新打开的故事……而铁皮柜里剩下的7000多个尘封在文件夹里，故事也大都涉及这样的家庭财产继承与分配。而这些故事的主人，也都曾像赵初年生前一样，走进遗嘱库登记中心的那间密室。 　　与北京顺义神秘而封闭的遗嘱保管库不同，中华遗嘱库的登记中心设在老北京腹地西交民巷的一间平房里，在这里立好的遗嘱最终都将送到顺义的保管库中。 　　当秋天将银杏树染成金色，古老的巷子依然被京城最浓郁的生活气息覆盖着。街坊聚在小巷里打牌、闲聊。如今来打听遗嘱登记的人多了，只“遗嘱库”三个字一出口，大家就会抬手一指，“喏，往后走”。 　　遗嘱库建立一年多以来，已有超过一万名老人，带着他们的遗嘱一起走进这条长满银杏的小巷。对于他们来说，立遗嘱的过程有些繁琐： 　　他们先要提交申请表，然后按照预约时间前往遗嘱库办理遗嘱咨询和起草，之后接受精神鉴定，确认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后，才能进到屋子里面抄写遗嘱。最后，他们还必须走进密室，在工作人员和见证人的见证下，对着镜头把自己所写的遗嘱清清楚楚地读上一遍。 　　立遗嘱的过程一般要历时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老人们却将它视为人生中一场重要的仪式――有的老人特意在面对镜头的那一天穿得整整齐齐；有些老人则会在读完遗嘱之后，请求工作人员为他们拍照留念。 　　就像赵初年的“秘密”一样，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些影像和遗嘱将一起被锁进遗嘱库的铁柜。直到未来的某一天，铁柜再次开启，它们将宣誓主人最后的嘱托与尊严。 房子值钱，人心就复杂了 　　76岁的王兴兰知道自己的遗嘱将在未来的某一天被后人打开。在2014年9月17号的一大早，她走进这条金色的小巷，开始将自己的“秘密”封存进遗嘱库的铁柜。这个有些“潮”的老太太，随身配着两个手机――用“小米”打电话，用iPhone打游戏。 　　她只有一个闺女，自然也从未想过立什么遗嘱。直到某一天，她在电视上看到律师陈凯讲述遗产纷争的故事：一位老人去世后，女婿却开始与女儿争夺老人留下的房产。 　　“嗬，你别以为独生子女就能继承全部财产！”跟闺女长谈一次后，老太太来到西交民巷领走了一张登记表。她曾权衡良久，最终决定把房子留给自己的外孙，然后潇洒过完人生，“再也没什么事好牵挂的了”。 　　很多老人都是在陈凯不遗余力的宣传中嗅到了家庭暗藏的危机。从业十三年来，陈凯听过太多家庭的悲欢：儿子去世后，公婆因房产跟儿媳对簿公堂；夫妻双亡，娘家与婆家争夺孩子抚养权；老人留了六份遗嘱，三姐弟争执不休闹上公堂…… 　　王兴兰一边审视着手里的登记单，一边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房子在自己手里总不能飞了吧？但这感情可是说没就没了的。” 她脸色一凝，开始提醒身边陪老人来的中年女人们：“你们都该留个心眼儿，总不能我们老人家辛辛苦苦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