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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文本:教学规范的转型 篇一：文本与对话 文本与对话：教学规范的转型 教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沟通”与“合作”的活动，因此，教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语言性沟通或语言性活动，其中“对话”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特点；在沟通的过程中，教学文本得以产生。本文以“对话”与“文本”的概念，分析了教学活动的本质，并且讨论了教学规范 转型这一课题。 一、教学：“沟通”与“合作”的活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学校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活动，投向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成长”，由此，人们对课堂教学的观察与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这原本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不少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现象。试举三例说明。 其一，“借班上课”。A校一名特级教师在B小学一间他完全陌生的教室，面对完全陌生的一个个脸庞，居然从容不迫地、有板有眼地展开他的“作文教学”。整个授业以师生之间短平快的问答为主，一切顺着教师事先设计好的线路推进。在场的听课教师全神贯注地欣赏着教师那娴熟的教学技巧的表演。课毕，赢得了一片掌声。 其二，“观摩焦点”。几年前，日本大阪教育考察团来访，笔者陪同他们去中小学听课。其中一节是一所重点中学的生物教学观摩课。上课铃声响起，学生鱼贯而入。落座后，教师随即翻开教科书逐段讲授，或展示挂图，或让学生作答。课后，一位日本教授跟我谈起了他的意外发现———中国教师观察课堂教学的视线集中在主讲教师身上，而日本教师视线的焦点瞄准在学生的活动上。 其三，“课堂法庭”。观摩过中、美、日三国现场教学的人们大都会有这么一种体验，那就是三国课堂教学的风格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的课堂教学是“插秧式”——整齐划一的，美国的课堂教学是“牧羊式” ———自由自在的，而日本的课堂教学介于两者之间，但似乎更偏于中国一侧。我们姑且不论那种“牧羊式”的课堂教学究竟对我们有多少裨益或反思，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审视这种司空见惯的“插秧式”教学。所谓“插秧式”教学，其实就是试图维护严格的甚至苛刻的课堂秩序，即极端的课堂纪律，通过这种方式来确立所谓的教师权威。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前不久某报在一则报道中居然宣扬实现“课堂纪律法制化”，为某校设立“课堂法庭”审判不专心听课者，并有权将其驱逐出课堂，以免干扰别人的学习叫好。 面对以上几种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的现象，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教学，难道就是所谓的优秀教师展示其授业技巧的一种表演活动吗?衡量教学优劣的尺度，难道可以离开学生主体活动的种种指标吗?理想的课堂教学环境难道就是营造一种将学生视作“另类”甚至“刑事犯”，动辄以“法制化”的手段对其进行整治的氛围吗???长期以来，我国的课堂教学在应试教育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与“素质教育”主旨越来越远。这种教学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从了倡导“教师权威”、坚持“知识本位”和宣扬“精英主义”的价值取向。将上述三种教育价值观融为一体的我国课堂教学，否定了教学在于沟通与合作的本质，剥夺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和权利，从而也最终否定了教师在教学中所具有的真正的指导作用。 站在应试教育的此岸遥望素质教育的彼岸，每一个试图呼唤教育和教学进步的人们都清醒地意识到到达彼岸的航程绝非一帆风顺。对于课堂教学的转变来说，艰难的起步是教学观念的彻底转变。为此，本文试图从沟通(communication)和语言的视角对教学规范进行理论阐释。 “没有沟通就不可能有教学。”这是当然的基本公理。失去了沟通(社会交往)的教学是不可想像的。教学是集约化、高密度和多元结构的沟通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多层面、多维度的沟通情境和沟通关系。如同所有社会的交往过程一样，教学活动中的教与学集结在客观条件与主观要素的网络关系之中。一般来说，教学理论中探讨的教学的基本关系是教与学的关系，即所有的教学理论都可以还原为这种教与学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换言之，不管以何种形态出现的所有的教学活动，皆包容在教与学的基 本关系之中。从这一视角来看，教与学是一对关系概念。教以学为内在的要素，同样，学以教为内在的要素。教与学的关系表现为特定客观条件下教育者与受教者的行为关系，表现为教育者与受教者所形成的各种关系中的社会互动关系，即两者各自的主体关系。因此，教学活动中的教与学是教育者与受教者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一种沟通与合作的现象。这种现象应当成为我们探讨教学理论的起点。 教学活动中的教与学不仅形成了教师与学生之间一对一的关系，也形成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群体之间的关系、学生与学生群体之间的关系等多重的网状关系，而教学活动就是在这种网状关系中进行的。因此，教学沟通中各种主体性角色的关系创造着各种主体的复杂的角色关系，教师和学生分别是该网状关系与角色关系中拥有主体地位的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