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碉楼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围绕洪兵起义、土客械斗展开的讨论.docVIP

开平碉楼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围绕洪兵起义、土客械斗展开的讨论 在目前研究开平碉楼的各种文献中，只是强调了开平籍华侨与碉楼的关系，而忽略了大批开平人出国的社会历史背景。本文将以咸丰同治年间发生的洪兵起义和土客械斗为视角展开讨论。 由于开平特殊的历史地理背景，民情容易激动。种种矛盾中，又以宗族械斗、匪患最为常见。在开平县各种社会矛盾的演进中，19世纪中期的洪兵之乱与土客械斗特别引人注目。广东洪兵之乱的大背景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具体原因则与三合会的蔓延及广东当时的形势有关。洪兵声势浩大，当局无力兼顾，遂有招募客家人为勇之事，“客勇”应运而生。其中，鹤山、开平等地的客勇迅速偏离帮助政府镇压洪兵的轨道，将矛头对准了日常生活中的“仇人”——土民。由此，引发了一场“构祸至十余年，彼此仇杀至数十百万人，为历来未有之浩劫”的土客大械斗。开平是当时土客械斗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械斗的结果是，开平的残余客民被迁往他处安插，土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恩平、开平等地，“自客人乱后，转徙他方，田庐荒废，变为虎豹窟穴”。“转徙他方”的一个主要流向，就是与当时美洲发现金矿相呼应，大批开平人踏上了艰难的出国之旅。 在清季民初之时，当成批的开平籍华侨归国买地置产、娶妻成家之时，由于传统的社会矛盾如宗族械斗、匪患呈加速度发展的态势，形制各异、具有强大防卫功能的碉楼勃然兴焉。 一、清初客家南迁与开平的土客矛盾 顺治初年，开平建县，其地系由恩平、新兴、新会三县之地析置而成，地势低洼，河网密布，往往遭受洪涝之害。道光《肇庆府志》曾这样描述开平地形：“肇郡地据上游，右控苍梧，会三江之口，制五州之要。……开平蕞尔一邑，云宿之山，独鹤之水，胜概称雄。”[1]雍正十年，由开平析出双桥、古博、丰都，加上新会、新兴两县的部分土地，置鹤山县。[2] 开平县地原来分属数县，民情容易激动，据道光《肇庆府志》说：“开平之地，分自三地，礼俗既殊，民情各别，雀角之争，萑苻之警，常剧于他县。长沙一寨，以淤泥限四境，人马至此，往往可望而不可近。伏波楼船，虽有长技亦何所施，今幸削平，遗垒常在。有保障之责者，诚不可一日忘备于此也。”[3]该县河网密布，水道纵横，素为艇盗、海盗活跃之区，早在嘉庆年间，就有“盗贼充斥，宅梧、大雁山尤为盗薮”的记载。鸦片战争后，因为交通广州、港澳地区，购枪便利，产生诸多匪股，各匪股虽然规模较小，但能量颇强。民国初年的“大粒烟”李芳匪股甚至攻占过开平县城。一般民众，由于政府势力不逮，遂以武装自卫，筑垒筑堡，建寨建楼。故粤抚郭嵩焘曾说：“至于广东盗风之盛，尤非各省情形可比。……盖广东民气素强，嗜利轻生，乃其本性。盗贼之多，百倍他省州县。”[4] 开平建县之初，正是明清战乱之余，继以三藩之乱与“迁界”、“复界”，地荒人稀。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止于开平，当时整个珠江下游都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人口锐减。顺治六年己丑上谕称：“自兵兴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流离无告……凡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查本地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5]虽然如此，由于清廷在康熙初年为了防止台湾郑氏政权内侵而实行“迁海”政策，使广东沿海再次遭到惨重打击。康熙七年，广东巡抚王来任眼见“迁海”既于生民有害，复于统治不利，遂上疏请求复界。复界后，清廷基本上一直是采取鼓励招民垦荒的政策，其过程延至道光年间。 客家人系千百年来中原汉人因为躲避战乱而在闽粤赣三角地带形成的，但那里的自然条件并不能满足其人口增长的需要，所以，从清初开始，那里的客家便向外迁徙了。清廷的鼓励，与客家外迁的要求吻合，蜗居惠州、潮州、韶州、嘉应州等地的客家人开始一茬接一茬地向西（江西南部）、向南（广东中西部）迁移。降至雍正、乾隆时代，惠潮嘉及江西赣州等属的客民，又大批地向粤省广州、肇庆诸属迁移。据称：“凡今日（民国时期）花县、番禺、增城、东莞、宝安、四会、新兴、开平、恩平、台山（即清时的新宁）、鹤山等县，当时均渐有客人杂居。”[6]上述各州县，正是咸丰同治时期南迁客民基本定居下来的地区。 客家外迁，多以宗族为单位，成群结队，到达客居地后，一般也是聚族而居，所以，在广、肇等属形成许多“客村”、“客乡”。开平的金鸡、赤水等地也形成了大量客村。 客家南迁势必与土著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清代广东土著（一般称为广府人）也由中原汉人南迁形成，由于南迁较早，其语言风俗习惯与客家有很大差异。他们都相信自己祖先多迁自南雄珠玑巷。拿开平县的情况来说，当晚清、民国之际，县民各族姓家谱，“其由珠玑巷来者有自，五季时已南徙广州，凡三迁而至于本境，其余或至自福建，或至自浙江，或至自江西。”[7] 广、肇之人将惠潮嘉等属迁来之民称为客家，并谓其语言为客话。客家人“或营商业，或务垦辟，皆先后占籍焉。于是广肇各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