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自祭文》运思方式的转变.docVIP

陶渊明《自祭文》运思方式的转变摘 要：陶渊明《自祭文》与班婕妤《自悼赋》在运思方式上具有明显的不同，《自祭文》突破了《自悼赋》平铺直叙的一元思维，展示出生死两界、辗转回望的多元思维。以此为例，汉晋文学与艺术在思维向度上已有相当的拓展，这当导源于佛教对思想界的冲击。关键词：自祭文 自悼赋 运思方式 思维向度生前祭奠或凭吊自己的文章，谓之“自祭文”，这一奇特文体肇端于陶渊明的《自祭文》。唐代以前，“自祭文”尚不多见，继踵其后者，有梁代王子云的《自吊文》[1]，惜其文佚不传。唐代以降乃至明清，自祭文渐多，尤其是遭逢易代之际，遗民群体的自祭文尤为可观。[2]常有研究者将自祭文纳入“自传文学”的文体范畴加以考察，[3]或有学者将之归入“自撰墓志铭”的体类之下。[4]其实这种体类观念由来已久，明人张岱撰《自为墓志铭》，开篇追溯其文体渊源云：“恐一旦溘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余亦效擎为之。”文中朝代顺序略为率意，所列三人中，王无功（王绩）由隋入唐，陶靖节（陶渊明）由晋入宋，徐文长（徐渭）卒于明亡之岁，皆逢朝代更替之时。王、徐、张所作皆题为“自撰墓志铭”，所指陶靖节“自作墓铭”当指《自祭文》。《自祭文》的文体归类此处不作过多讨论，笔者着意于考察陶渊明《自祭文》运思方式的转变，并由之管窥汉晋文学思维向度的变化。陶渊明的《自祭文》，还有《五柳先生传》与《拟挽歌辞》三首，均曾被认为是临终之作，相关争议纷纭难解。[5]“祭文”本为祭奠亲友之辞，以寓哀伤之意。陶渊明是祭文创作的早期参与者，但并非最早。陶集中见存三篇，清人吴曾祺谓：“至送死之文，谓之祭文，则自晋以来有之，如陶元亮集中三篇是也。”（《涵芬楼文谈》）[6]至于生前自作祭文，陶渊明实有首创之功，由此《自祭文》在中国文体发展史上的意义尤为重要。兹录其全文：岁惟丁未，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呜呼哀哉！茫茫大块，悠悠高?F。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荣，心有常间。乐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匀障?时。存为世珍，没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已荣，涅岂吾缁。?圬Ｇ盥?，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陶渊明集》）[7]诚如开篇语“将辞逆旅之馆”所示，《自祭文》以第一人称自我叙说，言明身处临终之际。正缘于此，前人多以陶氏《自祭文》为“临终文”，文豪苏轼谓之“出妙语于纩息之余”（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二引）[8]，其说最有影响，宋人李公焕在笺注陶文时则直言：“此文乃靖节之绝笔也”（《笺注陶渊明集》卷八）[9]。如果细致推敲陶文的命意，这一说法恐怕过为拘泥于文辞了。就命意而言，陶氏“自祭”的重心不在于自我伤悼，而是藉以表述一己之人生观或生死观，文末叙述亲友奔丧及殡葬的情景，显然出于想象之辞，以与篇首“临终”之意相映照。正如清人郑文焯所下的评语：“贤者知死之生，知亡之存，固不须垂绝之言以自明也。”[10]如果以此认为《自祭文》创作于“临终状态”，未免过于胶柱鼓瑟了[11]，不妨说它是一种“临终心态”下的“想象式创作”或“幻想式创作”[12]。日本学人川合康三在分析陶渊明《自祭文》时，注意到它与《拟挽歌辞》三首的形构颇为相近，且认为两者在手法上或有“移用”的迹象，这一论述入情入理，堪称精到。[13]与此同时，他敏锐地感受到《自祭文》与《拟挽歌辞》在思维方式上的出其不意，进而加以引申，认为陶渊明“发明自我悼亡这一反常思维”，乃其独特性格之产物。[14]至于陶氏这一思维方式何以“反常”则戛然而止，点到而已，似乎意犹未惬。承续其兴到之言，笔者将陶渊明《自祭文》与前代的“自悼”传统略加比照，对其思维方式之“反常”稍作阐发。陶氏“自祭”之前，早已有“自悼”之文传世，但是其间的文脉传承若断若续，难以追踪其绪，以至于品读此文，常有横空出世之感。“自悼”之文如西汉班婕妤《自悼赋》，仅从文题来看，与《自祭文》同属自我凭吊之类，[15]但是细绎两文的运思方式，不啻有霄壤之别。汉成帝时赵飞燕姊娣骄妒，后宫妃嫔人人自危，班婕妤为求全身，自请退处东宫，此为《自悼赋》的创作缘起。据《汉书?外戚传》：“????恐久见危，求共养太后长信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