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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库全书总目》小札内容摘要：在《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诗文评类》提要中，四库馆臣指出了文学批评中的两种现象：“才者能知”与“知不及才”。考察文学批评史，两种观点分庭抗礼;而考察文学史，论者善作有之，不善作者亦有之，并不能断其是非。而在学科独立的今日，创作与学术已未必合流;今之学者，兼善创作固佳，不善创作亦未必不能有所成就。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文学批评 “才者能知” “才知无涉”一.《四库全书总目》论“才知”关系在《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诗文评类》提要中，四库馆臣指出了文学批评中的两种现象：“才者能知”与“知不及才”。不烦一一列举如次。[1]1.其论“才者能知”者：①《石林诗话》（均指四库提要，下同）：“然梦得诗文，实南北宋间之巨擘。其所评论，往往深中?U会，终非他家听声之见随人以为是非者比。”②《蛩溪诗话》：“然彻本工诗，故能不失风人之旨，非务以语录为宗，使比兴之义都绝者也。”③《诚斋诗话》：“万里本以诗名，故所论往往中理。”④《后村诗话》：“盖克庄于诗为专门，而德秀于诗则未能深解，宜其方枘而圆凿也。”⑤《修辞鉴衡》：“构在当时，实以文章名世，宜是编所录，具有鉴裁矣。”⑥《颐山诗话》：“盘亦能诗，王士祯《池北偶谈》尝载其数篇，深许其工。故其评论古人，多中?U会。盖深知其甘苦，而后可定其是非，天下事类如是也。”⑦《容斋四六丛谈》：“所论较王?《四六话》、谢?场端牧?麈谈》[2]特为精核。盖迈初习词科，晚更内制，于骈偶之文用力独深，故不同于剿说也。”⑧《余冬诗话》：“夫以讲学之见论文，已不能得文外之致，至以讲学之见论诗，益去之千里矣，则何如不作诗文，更为务本也。”（按，此条从反面立论。）2.其论“知不及才”者：①《解颐新语》：“然?P诗有名于当时，而此书乃多谬陋。大抵皆袭旧文，了无精识，好大言而实皆肤词。”②《蠖斋诗话》：“闰章诗深婉蕴藉，世推作手，而诗话乃多可议。”四库馆臣指出两种相反现象，而其《颐山诗话》提要中明言“盖深知其甘苦，而后可定其是非，天下事类如是也”，则其倾向明矣。盖馆臣以为“才者能知”可称公理，又对“知不及才”者颇致不满。二.“才者能知”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往往由作家“客串”，故曾存在一种“才者能知”的论调。最早或可追溯到曹植《与杨德祖书》：“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3]谓批评者之文学素养，至少当与作者等量齐观，方可批评。故批判刘季绪之“才不逮”而妄议。葛洪《抱朴子?广譬》：“不睹琼琨之熠烁，则不觉瓦砾之可贱;不觌虎豹之??蔚，则不知犬羊之质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后悟《巴人》之极鄙。”[4]意谓提高修养而后能识高下。而后刘勰《文心雕龙》辟《知音》一章，专论批评与鉴赏，云：“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亦谓论者应具修养。又云：“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5]细别之，“操千曲”与“观千剑”，一是实践，一是观摩，统谓“博观”。此即如何“有南威之容、龙渊之利”、如何“才逮于作者”之路径。宋吕祖谦《诗说拾遗》：“诗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诗人之心，然后玩之易入。”[6]所谓批评者之修养，即此“得诗人之心”，无诗人之心，则论诗无凭。而诗人之心如何得之？则固当“习为诗”。刘克庄谓：“诗必与诗人评之。……不习为诗，于诗家高下浅深，未尝涉其藩墙津涯，虽强评要未抓着痒处。”[7]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大抵说诗者皆经生，作诗者乃词人，彼初未尝作诗，故多不能得作诗者之意也。”[8]强调先习作诗之必要，否则有如隔靴搔痒，不得要害。而作诗者，才能不高亦不得要领。方东树《昭昧詹言》称：“既非身有，其言或出于揣摩，不免空华目翳，往往未谛。”[9]综论之，则评诗者，须得诗人之心，欲得诗人之心，必先作诗，更须作得好诗。此则刘勰“操千曲”之一路。至于杜甫《偶题》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诗人自道，尤可注目。其谓唯作者知其作品，则未可坐实。论者若得诗人之心，谁谓不能许为知音？论者善作，实际中往往有之。陆机作《文赋》即一例。其谓：“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陆机之“得其用心”，正由其本善于创作。故李善注《文赋》引臧荣绪《晋书》：“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10]司空图于《与李生论诗书》中论“韵外之致”，而列举其创作之实例，可见持论正有创作经验为依托。钱锺书先生谓：“刘勰与嵘为并世谈艺两大，亦复词翰无称。”[11]于今观之，刘勰钟嵘固绝少词翰传世，然其于当时之世，亦可称有文名。《梁书?刘勰传》载：“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文章本刘勰所能者。至于钟嵘，《南史?钟嵘传》：“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为军朔记室，专掌文翰。……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记室”之职，“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