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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新闻学中的应用 摘要：社会科学，是指关于社会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系统性科学，社会科学是科学的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模型科学。而反映人类社会科学现象的载体便是新闻传播这一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大量运用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定性和定量以及统计、预测、评价等方法。本文就研究方法中的质性研究（即定性研究）如何在新闻中运用做一分析，来说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新闻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 所谓社会科学，即使指是关于社会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系统性科学。社会科学是科学的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模型科学。 社会科学大体上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在20世纪晚期，行为科学这一术语越来越广泛地用于人们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那些喜欢采用这个术语的人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因为可以把上述这些学科与一些也属于探讨人类行为的学科像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等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 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素有“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之分，“量的研究”从特定假设出发将社会现象量化，计算出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科学的”、“客观的”的研究成果 ；而“质的研究”强调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现象之中，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在收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化的”、“主体间性的”的意义解释。这两种方法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科学的范式。 英文“qualitative research”一词的中文翻译不尽相同，有质性研究、质的研究、定质研究、定性研究等。不管译法如何，质性研究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定性研究，后者一般是指研究者本人从哲学思辨角度对客体进行描述性分析，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来建构知识，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质性研究认为社会现象是动态和多元化的。应该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要求“自下而上”地去看社会。但是“量的研究”要求研究者用“科学、客观、中立的方法”，“自上而下”地去了解社会，其验证假说的过程较为“标准化”，忽视了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 本文界定的质性研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在质性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是从经验材料中搜寻出对预先理论假设的支持，而是作为学习者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系统研究对象，通过“深描”来建构“扎根理论”；第二，质性研究注重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研究者主动深入到实际中去，在保持原有状态不变的情况下开展对事物真实过程的探究。 一质性研究经典个案 采用质性方法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多集中在新闻生产和受众研究领域，可以概括为新闻组织研究领域和受众研究领域，下面分别述之。 1. 新闻组织研究领域 宏观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固然有其重要性，强调的是媒体与商业机构（广告主）、政治权力（政府官僚机构及其官员）、知识权力（学者、专家）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这个视角似乎强化了权力的本质。具体到微观层面的新闻组织的日常运作，权力来自组织的不同层面，细腻且多样性地发挥影响，新闻采编人员也有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性，比如消极抵抗，或者巧妙规避风险（打擦边球）等相应的权力抗拒和迂回策略。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新闻学兴起“新闻室观察研究”，指研究者在新闻机构里进行长时间的观察，甚至当起记者，亲身参与新闻的制作过程，然后根据观察所得，对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以及新闻制作过程作出深入的、概念性的、具理论意义的描述和分析，并指出新闻内容如何受各种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因素的影响。西方新闻学界在这一时期有吉特林的《全世界都在看——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塔奇曼（Tuchman）的《做新闻》、费什曼（Fishman）的《生产新闻》和赫伯特·甘斯（Hebert·Gans）的《什么在决定新闻——对 CBS 晚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等一系列经典之作。 转型时期中国传媒所处的政治社会情境远比西方更为复杂 ：中国自 70 年代末期开始的传媒体制改革，是在坚持国家社会主义遗产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实施新自由主义战略，传媒的发展同时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和市场经济逻辑。中国传媒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在具体的组织操作中经常受到两种力量的拉扯。因此从微观层面考察新闻组织内部“究竟是什么”、“在发生什么”就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本土质性研究的经典案例当数陆晔、潘忠党在 2002 年的研究报告《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考察了在改革中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细致丰富又动态地呈现了新闻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张力。近年来，运用此类方法在新闻组织研究领域进行的探索逐渐增多。 2. 受众研究领域 根据郭建斌教授的研究，传播学研究启用质性研究的“源头”是英国人理查德·霍加特 1958 年的《文化的用途》，历来被后人认为是“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颇有特色的民族志传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