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唐太宗富二代问题的思考.doc

漫谈唐太宗对富二代问题的思考 张华强 84岁的香港富商李嘉诚向传媒披露了他对财产的分配方案后，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富二代问题的关注。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有艳羡与“富不过三代”梦魇的并存，后者寄托着企业家基业常青的夙愿。在这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同样进行过艰苦的探索，比如唐太宗对富二代问题的思考。鉴于秦、隋王朝至二代而亡的教训，唐太宗对“家业”传承所做的类似于两权分立的制度安排，在今天看来仍不乏警示意义。 探求“子孙多乱”的原因 在封建体制中，开国君主犹如创业老板。当政权基础基本稳固之后，开国君主往往就要考虑基业传承的问题，希望永远保住家天下。唐代实际的开创者李世民也不例外，甚至考虑的更早。作为被他推翻的隋王朝短命历史的见证人，李世民从天下初定之后就开始考虑创业难还是守业难的问题。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有一次与侍从的大臣们座谈：“从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大致都能励精图治；但是到他子孙手里，往往会发生祸乱。这是什么缘故？”司空房玄龄的回答是：“幼主生长在深宫之内，从小过着富贵的生活，不知道民间疾苦，对涉及国家安危的大事不敏感，所以决策多有错乱因而引起祸患。”而李世民则认为，“子孙多乱”的情况在一般的“官二代”、“富二代”那里同样存在。他说：“这些子弟多数无才无德，靠祖父、父亲的资荫就能做上大官。加上他们不注意修身养性，奢侈放纵”，不仅不能尽职尽责，反而会制造麻烦。李世民举了一个例子：隋炀帝念及开国功臣宇文述在自己当晋王时立下的功劳，把他的一个叫做宇文化及的儿子提升到高官显位，授他为太仆少卿。可是这个宇文化及后来因违反禁令而获罪，被赦免后还图谋不轨，竟鼓动兵变将隋炀帝杀害了。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李世民已经认识到，“官二代”、“富二代”在传承父辈基业中发生的乱象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如果说君主相当于企业的所有者，臣下相当于职业经理人；那么哪一方的后人出现问题都会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基业毁于一旦。我们不能否认其中有李世民推卸责任，向臣下施压的成分；但是他能够认识到“君”“臣”的后代在传承中的相互影响，含有集体接班思想的萌芽，仍然是难能可贵的。事实证明，李世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就是这个房玄龄，李世民把自己的女儿高阳公主许配给了他的儿子房遗爱；房遗爱后来因为与亲兄弟争权夺利，竟和高阳公主一起试图谋反而被诛杀。 当然，两相比较，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在“幼主”一方。正因为如此，有个叫岑文本的中书令大臣将“子孙多乱”的问题推回给了李世民，他说：“君子能够感恩戴德，励精图治；像宇文化及这样的人都是小人，往往反复无常。君主只有重君子而远离小人才对。”李世民不能不承认这个意见的正确。也就是说，“子孙多乱”的原因除了君主自己的子孙不争气之外，用人不当同样遗祸无穷。 以两权分立解决传承难题 虽然“子孙多乱”的趋势几乎不可逆，但自私惯性仍然使得基业的开创者常常将基业传之于子孙。李世民似乎开明一些，在“分家产”方面没有忘记让异性功臣分一杯羹；但是他初始依然想让诸王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永继经营，也就是让“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 刺史相当于现在一个市的“一把手”或者企业的CEO。所谓“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的第一层意思是说，李世民不仅像李嘉诚分割财产那样将各个州县分封给子弟及功臣，而且让他们担任所分得州县的CEO，直接经营；第二层意思是说，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永远传给“富二代”、“富三代”等等，即所谓“世袭”。但是有一个职业经理人——担任中书舍人职务的马周先生有意见了，他给李世民写了一份报告，认为刺史这个职务世袭不妥，提出了今天所说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建议。 马周指出，老子英雄未必儿子一定是好汉，像尧、舜这样的圣君，他们的儿子仍然有败类。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都难成大器，所以尧、舜都把职位传给了家族之外的贤人。既然如此，那些德行远不及尧、舜的人，更难保证他们的儿子个个出类拔萃。即使他们自己的才德能够修养到比较高的程度，指望他们的儿子个个再次达到父辈的才德所达到的高度，结果往往会让人失望。在职位世袭的情况下，万一父辈过早死亡，儿子很小就要行使刺史的职权。如果他们骄横跋扈，就会祸国殃民，不加惩治不行；如果加以惩治，连他们父辈的清名都会被玷污。与其如此，还不如取消刺史世袭的制度，选任贤能之士对各方都有利。当然，“子弟及功臣”在封地里的经济利益可以继续保留。 李世民觉得马周提出的方案可行，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收回成命，取消了“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的制度。这同时意味着各个封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得以分离，保证了全国上下政令的统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李世民确认这个制度的时候，自己还不到40岁，传承问题尚不迫切，加上政通人和，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在李世民宣布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