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行为的法律责任.docVIP

危险驾驶行为的法律责任 1933年至1938年间，德国纳粹党在此举行党代会；1935年，德国纳粹政府在此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令》；1945年8月，苏、美、英、法4国大法官组成“欧洲国际军事法庭”，选择这个德国纳粹主义的“摇篮”作为审判地，并于1945年10月开始对法西斯德国的主要战犯进行了一次历史性审判，史称“纽伦堡审判”。 法庭宣判，战犯应负个人刑事责任，并应受到刑罚处罚；不违反所在国的国内法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被告的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政府或上级的命令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个人实施国际罪行应负刑事责任并应受到惩罚，从此成为国际刑法的基本原则。在此后制定的许多国际刑事公约或有关国际文件中，都明文规定了此项原则。 此外，纽伦堡审判还宣布了“恶法非法”，并且公民有义务不服从“恶法”。这构成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合理逻辑和正当尺度。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政府包括迫害犹太人在内的非法行为都是借法律之名而实施的。 我们现在的法分为善法和恶法。只有善法之治才称得上是真的法治，恶法之治则是专制。法治状态下的法一定必须是善法、良法，社会主义法治一定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善法之治、真法之治，同时也应是美法之治。我们制定出来的法律不应该是恶法，不应该背离人类的理性，不应该背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不应背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集中意志。 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就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亚里士多德认为，注重实质正义的良法之治才是“法治”，恶法之治根本不能称之为法治。自然法学派认为，在并不完善的实在法之上，还存在着一种更加完善的法，就是自然法，自然法学家坚持实在法与自然法的二元分离。自然法学派主张“恶法非法”。他们认为，法律和社会道德应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实在法必须和自然法相符合，如果实在法违背了社会道德，即违背了自然法，就应该被称之为“恶法”。这样的法律是不正义的，是非理性的，所以它不具备道德上的效力，也就当然地不具备法律上的效力，即不是法律。 连连不断的交通肇事，驾车撞伤人后直接再把人撞死的行为，就是被恶法惯出来的，交通恶法造就了草菅人命现象。在交通事故撞死人的案子上，中国现有的交通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赔偿政策要求肇事车主所赔付的金钱极其有限。即使造成了死亡，最高刑罚也只是判处三年有期期徒刑而已，而且在肇事车主交付了法律所规定的足额赔偿金完之后，法律还可以根据情节判处缓刑或者监外执行，也就是其实可以不坐监狱和免受刑罚。所以，一旦发生车祸，把人当场撞死远比只是撞伤特别是重伤要划算得多。如果只是撞伤，那么，没完没了的医疗费、抚养费与精神损失费，那将是一个无底洞与天文数字。但是，如果撞死了的话，则所赔非常有限，而且即使吃官司，也非常简单而且刑罚非常轻。 杭州飙车案: 2009年5月7日晚八时许，谭卓在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被胡斌所驾驶的改装三菱Lancer Evolution IX跑车撞飞，后送120后不治。有目击者声称，谭卓被撞出大约5米高后再重重摔在20米以外的地方，当场死亡。 7月20日下午3时30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5?7”交通肇事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胡斌亲属，被害人谭卓亲属、生前同事等各界群众60余人旁听了宣判。 ,,,,,,,,,,,,,,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辆在城市道路上严重超速行驶（注：经鉴定，胡斌当时的行车速度在每小时84.1至101.2公里之间），造成一人死亡并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胡斌肇事后及时报警并在现场等候，该行为属于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义务，且刑法已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规定为加重处罚情节，依法不应当将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的行为重复评价为自动投案，故不能认定被告人胡斌有自首情节。被告人胡斌案发后虽未逃避法律追究，其亲属也能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但胡斌无视交通法规，案发时驾驶非法改装的车辆在城市主要道路上严重超速行驶，沿途时而与同伴相互追赶，在住宅密集区域的人行横道上肇事并致人死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犯罪情节严重，应从重处罚。但被告人胡斌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关于交通肇事罪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具体规定，认定其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缺乏法律依据。/view/2460175.htm 孙伟铭案: 2009年7月23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发生在2008年底的孙伟铭无行驶证且醉酒驾车造成四死一重伤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院一审认定孙伟铭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伟铭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