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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公共话语 　　姚建宗 　　话语乃是社会活动主体通过言语或者以言行事而对语言加以运用的最为基本的方式，它一般是通过具有丰富的意义负载的象征符号来表达或者传达其意图与内涵的。这些象征符号极为广泛而复杂，诸如手势、身体动作、表情、声音、语词等等都包括在内，但最为基本也最为常用的乃是语词。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语言乃是为了形式表达而建立的规则系统，其基本要素为句子;而言语或言说则是在话语中使用句子的语言行为，其基本要素为话语或言语行为。(1)但在非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话语等同于语言，即静态的在句子中运用语词的规范性意义表达。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人的世界，即是由人的语言或者话语构成的具有意义联系的不断展开的世界;人的生活，无论是作为历史的过去的生活，还是作为当前的现实生活，甚至是作为将来的未来生活，也都是而且也只能是由人的语言或者话语来构造的。话语或者语言，总是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着主体的性格、情感、理想与思维。公共话语，则集中地反映了绝大多数社会活动主体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精神风貌、社会情感与民族性格，也反映了绝大多数社会活动主体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理想。 　　显然，任何准备进行真正的法治建设的社会和国家，不能不认真对待其所面临的现实的公共话语与法治的旨趣和原则的契合性。因此，在尽可能地消解与法治的旨趣和原则相矛盾的公共话语对法治的观念对抗与消极影响、改造这些与法治的旨趣和原则相悖的公共话语的基础上，建构和培育充分表达法治的旨趣与原则的公共话语，从而使广泛的社会活动主体在其思想和行动中逐步接受法治的公共话语及其所体现的观念、意识、精神和思维逻辑，确立法的至上性与权威性观念，培养并巩固其对法的真诚的制度性信任与信仰，乃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无法回避、也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存式样与生活方式，法治的存在、发展与运作总是在一既定的公共话语或者语言环境之中展开的;同时它也需要并产生着支持它自身的存在、发展与运作的共公话语体系。 　　人与其它动物的区别的关键之一乃是人拥有语言并能对语言自觉地加以运用，人的世界之所以是人的世界，其关键之一也在于人拥有语言并能对语言自觉地加以运用。正是在对语言的自觉运用之中，人才通过语言在思维之中认识、理解和创造着自身和生活，从而也创造了人的世界。难怪美国人类学家R·M·基辛坚持认为：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主要是因为人类有创造并运用象征符号(symbols)的能力。语言使人类得以超越许多生物性的限制，也使人类得以建构其文化模型并传诸后世。因此，要了解人类及其本质，就必须先了解语言。这不仅因为语言促成了人类的文化，造成我们在大自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更因为语言是文化本身的基本关键。(2)怀特更具体地分析了语言与人类生活的极其密切的关联，即：没有语言，我们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的组织;没有礼仪和道德规范;没有法律;没有科学、神学和文学;除了猿猴水平的嬉戏外，它不会有游戏和音乐。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礼仪和礼仪用品就毫无意义。实际上，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这就差不多等于丧失了使用工具的能力，我们就将象现在在高等类人猿中发现的情况那样，只是偶然地和无意义地动用一下工具;因为，正是音节清晰的语言，才使得类人猿那种偶然动用工具的活动，转变为人类之具有进步性和累加性的使用工具的活动。(3) 　　正是语言使生物的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使人的生活与人的世界得以形成、展开并不间断地得到延续。因此，从社会文化的意义上以及从人的整体的生活的意义上来看，人的真实的历史正是语言沉积的历史，人的真实的现实生活正是由语言展开的活生生的生活，人的理想的未来生活也正是由语言所型塑的生活。所以，语言不是一种虚饰，它在执行着某种实际的功能。并且因为每个人总是希望语言这种经常使用的工具经济、简便、省力，以最小的气力表达最大的信息量，因此一种语言总是与它的环境高度适应。在这种特定环境中，只有愚蠢的表达者，没有愚蠢的社会语言。在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某些词汇被经常、反复、高频率地使用不会是没有缘由的，不会因为使用它的是个罗哩罗嗦民族。而以大量不同的名称去代表同一事物、现象的不同类型、表现，绝不会是画蛇添足的举动。正如帕默尔所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4)所以，我们赞同这样的看法：作为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语言直接构成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生活在自己的语言之中;人类的世界将从语言开始。(5)我们也相信人类学家萨丕尔的见解：事实上，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绝没有两种语言在表现同一个社会现实时是被视为完全相同的。不同的社会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不只是贴上不同的标签的同一个世界。(6) 　　由此看来，语言作为某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