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的悲剧.docVIP

儒生的悲剧 说到儒家，人们普遍认同其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璀璨遗产。孔孟到程朱，仁义到理学，儒家自其诞生以来就在不间断的影响着中华文明。 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孔子所崇拜的周公就阐述了一系列“亲亲”、“尊尊”等礼制思想。孔子及其门徒在此基础上逐渐创立起以礼教仁义道德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从人际交往到家庭伦理；从为君之道到忠君之义；从教育文化到历史经济，儒家思想兼容并蓄，无所不包。自儒家在汉代武帝在位时取得中华文化的正统地位之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浸淫儒家文化两千年。上到在位皇帝，又到读书文人，再到平民庶人，无不奉儒家典籍为圭臬。君主推崇儒学，以治国爱民为己任，心怀天下，奉天承运，泽披四方；官僚生员熟读四书，先天下忧，后天下乐，辅佐君王，匡扶社稷；百姓尊君敬祖，重义轻利，孝悌仁爱，四海一家。这么看来儒家所描绘的的确是一幅恢弘又和谐的盛世图景。 然而理想终归是理想，残酷的现实令人不忍面对。先从君主来看，中国自秦王朝建立封建帝国以来历经18个朝代，400多位君主，这些君主中真正能励精图治，于社稷有功，于民有利者每朝平均2-3位；心怀天下却受各种掣肘力不从心者居多；还有少数置民于倒悬的暴君。也就是说，靠儒家的奔走呼号来保障实现君主的“职业道德”实在不是一桩靠谱的事情。就算是在那些为数不多的“明君”治下，也并不总是“百姓安居乐业”，“四海升平”。总要有些“民间疾苦”，“横征暴敛”，“佳丽三千”，“劳民伤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再来看历代的官僚。这些通过苦读一朝及第的文人才子在漫长的备考岁月里接触的都是儒家的各门经典。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那种忠君体民，勇于谏诤的士大夫情怀历来是文学诗词创作的不二素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句句听来都让人心生感怀，惆怅不已。然而这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崇高的职业道德并不能成为所有食君奉者的座右铭。在朝为官的潜规则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最切实的行为标准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官场常态是“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同时，那些立志报国，忠君爱民的儒家正义之士却总是无奈的发出“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的嗟叹。至于泱泱众民，只能说他们在儒家的尊卑、长幼的灌输和刑罚的恐吓（最早源于法家）之下，唯唯诺诺，逆来顺受。暴君的残酷统治实在难以忍受，就通过造反起义打造一个新的王朝和君主，表面上看来倒也符合儒家对百姓的要求。 这里，我们要停下来想象一下，如果在不高的概率里恰巧碰到“明君”和“忠臣”（百姓暴动之类的因素暂且不究）的组合，那是不是儒家“大治”的理想就能实现了？我不敢断言。因为历代君臣之间的关系被“乐观善良”的儒家想得太简单了。儒家心心念念的就是匡扶明主，造福社稷。儒家向来自诩为“帝师”，试图通过将“天道”灌输于君主统治之中，以实现大治。如果有君主不听儒家劝诫，不事朝政，不顾民生，一意孤行，那一定会被儒家定为“无道”。但事实证明，君主是无法接受儒家享有在其之上的道德高位和行政权力的。 在儒家的理念体系中，最理想的君王范式是尧舜之类的“圣王”，他们拥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和完美的领袖品质。而自三代已降，择贤而主的选拔方式被废弃，专制君主确立了世袭制度，而这是无法保证儒家的圣王理想的。因此，儒家只有承担起辅佐君王，力求成就圣王的重担。在保证自身足够的道德素养之后，儒生把工作重心全部放在改善君王为政方式上，自然而然的会以更高的标准，至少是与自身等齐的道德水准要求君王。而君王作为世袭权力的承担者，是远远不能单纯依赖“仁”、“德”来维护祖业的。 这里，我们需要讨论一下，为什么儒家的理念无法获得君王的青睐。“为仁”、“德治”可能会得到君王的赞同，却不是义无反顾的坚持。所以，儒生的地位也就变得危险：当君主需要以仁政来笼络民心，儒生的主张可以为君王实现这样的目的，儒生取得了看似“帝师”的显绩；而当君王需要用阴谋权术，甚至弑父杀兄时，儒生如果仍秉承儒家经典讲义，那很可能会招致君王的“不待见”甚至杀身之祸。 追根究蒂，儒生的悲剧在于，面对万人之上的君王，缺乏有力的制度设计帮助君王守住祖业，集中权力，却自恃道德上的优势，企图指导甚至约束君王的行为。 专制王权的维系，需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君主与官僚，前朝与后宫等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关系。中国历史上这一任务是在法家的制度设计之下完成的，也是在法家的庇护和指引下，中国开始了君主专制的历程。正是因为法家的一系列“权”、“术”、“势”思想的谋划，君主的权力可以一改封建时期的散落状态而高度集中。在法家“严而少恩”的教训之后，相对柔和的儒家才被君王纳入考虑范围。也可以这样说，法家的制度设计才是专制君王加强王权真正可以依靠和推行的方案，儒家的治理方案太过理想化，充满了温情的色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儒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