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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古代孔子的儒家学说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虽然为各诸侯国所欣赏，但是，并不是诸侯之间争夺天下的重要武器，相反地，那些较为适用的如兵法家和后来的法家思想等，是诸侯之间的重要武器，因此，更容易为诸侯所用，所以，当时的儒家学说固然先进，却不能真正吸收各诸侯国。甚至，在秦王朝统一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封建王朝的时候，推崇的仍然是法家的思想，秦始皇还曾经进行了“焚书坑儒”的举措，因为当时的秦国，是在商鞅、吕不韦、李斯等人推崇法家的环境中形成的，因而对儒家相当排斥。 　　直到汉朝武帝时期，由于当时的汉武帝较为英明，认识到儒家学说对于人民的迷惑性，更容易统治人们的思想，因此，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动下，儒家学说终于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殿堂，成为了封建社会统治对人们思想统治的重要武器，直到封建社会的终结，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后，儒家思想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儒家思想的世界影响：中国的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渐渐形成了思想统治地位，更由于在古代时期，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端，中国文化成为人们学习的重要内容；比如，在唐朝时期，尤其盛唐的开元时期，无论当时的高丽，还是日本，都以学习中国文化为其发展的趋势，从而使儒家学说走向了高丽和日本；而现代，中国的儒家思想仍然影响着世界，如新加坡，几乎是在用儒家在治理国家，儒家思想的影响，可见一斑；应该说，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国的儒家思想，这样说，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萃，今天，仍然在人们思想中有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其中，有许多思想仍然是较为科学的，但是，有许多思想却是错误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具体地论述和批判。　　 20世纪尊孔复古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继续用封建思想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以维持他们的统治。袁世凯上台以后，利用尊孔来大造复辟舆论。他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发布祀孔告令，亲率文武官吏举行祀孔典礼，大力保护孔府“祀田”，强迫全国各学校“尊孔读经”，“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袁世凯大搞尊孔活动，其目的就是借封建的伦理道德毒害广大人民，使之只知忠君尊上，驯顺服从，以便毫无反抗，甘心听命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任其复辟帝制。许多帝国主义分子也支持袁世凯的复古尊孔政策，俄国伯爵盖沙令鼓吹中国需要“古道之复兴”，宣扬“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英国的庄士敦则说：“中国之安内攘外，不在武力，而当归功于孔教。”这一时期，在社会上出现了“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等组织，前清的遗老是这些组织的主要成员，康有为是他们的最重要的发言人。1916年秋，康有为曾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将孔教定为国教。这些人利用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民主共和。这种反动思潮是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相适应的，成为束缚人民思想、扼杀民族生机、而有利于封建军阀统治的精神网罗。 小结 在两者的比较上可以知道，古代的儒家学说是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而服务的，着力与去恢复周礼；而20世纪的复古思潮，其根本的原因在与用儒家思想去束缚人们，去束缚人们的思想观念，以便自己去统治社会，更好地去控制人们的意欲，从而将自己的统治思想强加到人们身上，去强迫人们去服从，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两者在目的上是完全不同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 以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为阵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于“五四”时期达到高峰。陈独秀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揭开全面批判传统文化的序幕。“打倒孔家店”、“吃人的礼教”、“万恶孝为首”、“万事不如人”、“死心塌地地去学人家”、“欧化汉字”、“把线装书扔进毛厕里”、“不读古书”等口号风行一时。“民主”与“科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指引中国现代化的两大旗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子看来，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本质上乃新旧之别，古今之异，进步与落后的象征，故引进西学、涤荡旧学乃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出黑暗而入光明”的必要前提。而所谓现代化即欧化或西化，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现代化模式可言。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子的思维模式。而把现代化和西化等而同之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倡言废除汉字，企图通过消灭象征中国文化的语言符号来达到全面西化的目的。基于这种激进观点和混乱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在政治文化层面猛烈抨击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和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而且在思想文化层面对儒家文化全面否定，把儒家伦理与民主政治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大有将传统文化连根拔起、斩草除根之决心，且也营造出了一种摧枯拉朽、墙倒众人推的声势。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本已在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凌下风雨飘摇，如此又猛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掘，无疑是雪上加霜，真正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之困境。 传统文化派对新文化运动全面否定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