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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般的法 第—节 法与一切存在物的关系 从最大限度的广义上说，法是源于客观事物性质的必然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推断，所有的存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法；上帝[1]有他的法；物质世界也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先知圣人们”有着他们的法；畜类也有自己的法；人类拥有他们的法。 有些人说，世间我们看到的万物都是由一个盲目的命运所创造的，这种说法荒谬绝伦。因为盲目的命运竟然创造“具有智能的创造物”，岂不是一件更为荒谬的事吗 于是便有了一个最浅显的理性的存在。法就是这个浅显理性与各种存在物之间关系的总和，同时也体现着所有客观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 上帝与宇宙的关系体现在，它既是宇宙的创造者又是它的保管者：以此产生的规律，便是保管时参照的规律。上帝遵循这些规律行事，因为他熟知这些规范；之所以他熟知这些规范，因为正是他制定了这些规范；他之所以制定这些规范，因为这些规律与他的才智和能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同我们看到的一样，我们所在的世界是由物质的运动而构成的，它在一个非智能的状态中永恒地生存着。它的物质运动必然具有某种固定的规律。如果人们能够在自己所处的世界之外再臆想出另一个世界的话，那个世界要么具有恒定的规律可循，要么便是毁灭。 创造本身似乎是某种随意的行为，然而其中必定蕴涵着恒定的规律，就如同无神论者的命运一般。如果造世主没有这些规范就能统管世界的话，那么，这显然是荒谬的说法，因为没有这些规范，世界将无法生存。 这些规律建立在恒定不变的关系之中。在两个运动的物体之间，遵循其重量和速度间的关系，从而承受所有运动形式给予它们的作用力，增加、减力以及消失；每一次差别，都有其均衡性；而每一次变化，都有其永恒性。 特殊的“智能存在物”能够拥有自己制定的法律，然而也有一些并非是他们创造的，却被他们所拥有。在“智能存在物”产生之前，它们已有了存在的可能性；于是它们便有了存在的关系，所以也就有了可能存在的法律。在法律制定之前，已有了产生公共关系的可能性。如果在人为法限制或禁止的行为之外，就无公道可言的话，那么便意味着，当人们还未画出圆圈时，所有的半径也并不相等。 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在人为法确定之前，已存在着公正。例如：即使在纷繁的人类社会中，遵守法律乃是天经地义；如果某些“智能存在物”从另一个“智能存在物”身上获取某种利益的话，前者就应该怀有感激之情；如果某一个“智能存在物”创造了另一个“智能存在物”，那么，被创造者则应该保持自己原有的依存关系；当一个“智能存在物”损害另一个同类时，它自身也应该受到相应的损害；还能列出许多公正关系的例子。 然而却不能说智能世界和物质世界被管理得一样完备。因为，尽管智能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就性质而言是不可变化的，但是智能世界却不能像物质世界那样永恒地遵守其规律，原因是某些特殊的“智能存在物”囿于其本性而导致错误；而且，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们按自己的本性我行我素。所以，他们并不是永恒地遵守自己最初级的规律；即使那些规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他们却总是不去遵守它们。 人们不知道，兽类是否受到一般规律的支配，还是受特殊动力的支配。无论如何，兽类与上帝的关系绝不比其他的物质世界的关系更亲密；兽类的感官只限于它们彼此的关系，与其他特殊存在物，或者是与它们自身的关系之中。 出于欲念的诱惑，兽类保留了自己的特殊的生灵特征；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们还保存了自身的种类。它们具有自然法，因为它们是由感官组合而成的；它们并没有自己制定的法律，因为它们并不是由知识组合而成的。然而，兽类并非始终不渝地遵守它们的自然法则。倒是那些看上去并非掌握知识和具备感官的植物，却较为忠实地遵守着自然法则。 兽类不具备我们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级的智能，然而我们却不具备它们拥有的某些能力。他们丝毫没有我们所拥有的种种欲望，当然，它们也没有我们所特有的种种担忧和恐惧；它们和我们一样将经受死亡，但是它们却不了解死亡；它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比我们更完好地保存自身，却并不像我们那样滥用情欲。 人，从“物质存在”的意义上而言，与其他物体别无二致，人受到永恒规律的支配。当人作为“智能存在物”的时候，便时常诋毁上帝创造的规律，并且更改自己制定的法律。他本应主宰自我；然而他毕竟是有其局限性的存在物；他与所有“有限的智能生物”一样，无知与错误在所难免；他不但知之甚少，就连仅有的粗浅知识也会丧失殆尽。作为有感知的生物，他受到无数情欲的支配。这样一种存在物随时都可能忘却他们的创造者；上帝便以宗教的法规让他们回忆起这一切。这样的存在物随时也会忘却他自己；哲学家以道德规范警示他。为了在社会中生存，他必定要有所作为，但是，他可能将别人置之度外；立法者们以政治和民事法律促使他们尽其义务。 第二节 自然法 所有规律产生前，便有了自然法。人们之所以如此称谓，是因为它们渊源于我们生命的构成。为了更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