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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 　　摘 要：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也极具挑战性的活动。翻译方法问题历来是翻译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受到诸如形式与内容，忠实与创造，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等矛盾的困扰。本文分别分析了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并指出了他们是一种矛盾对立，辩证统一的状态，只有兼顾所有，才能使译文有较高的水平，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辩证统一 　　一直以来，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无论是英语的初学者，还是翻译大家们，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与意译（liberal translation）都是运用最多的方法，也是被研究最多的方法。1995年，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之说，将有关直译与意译的争辩转向了对于归化与异化的思考。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是两对不能等同的概念。直译和意译主要集中于语言层面，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语言的范畴，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思维、美学等更多更广阔的领域。 　　1 直译与意译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 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24-25） 　　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 和liberal translation来表达，还有的人把意译翻译成free 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它们并没有排斥性的，正相反，它们是互补的。在同一翻译中，不可能只有直译而没有意译，反之也不可以。体裁对于翻译也有一定的关系，在有些文体中，意译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体中，直译可能会多一些。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译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直译和意译不等同于有些人所说的死译和胡译。看看周作人是怎么看待直译的。1925年周作人在其《陀螺序》中提到：“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什么样的翻译是死译和胡译呢？周作人用了两个很有趣的例子。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 如果译成“卧在他的背上”便是死译，如果译成“坦腹高卧”便是胡译，它的直译应该是“仰卧着”。 　　2 异化与归化 　　翻译的归化与异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在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读者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根据这两种翻译情况，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Venuti的异化与归化观无疑受到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从而得出了异化与归化的翻译主张。 　　Venuti对归化的定义是，遵守译入语语言文化和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潮流。采用归化方法就是尽可能让作者向读者靠拢。有时归化翻译法的采用也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受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两种不同文化语境的制约，还要考虑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可译性问题。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