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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4月10日 星期五 072015/04/10 文汇教育 用1个学分补工程教育的短板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实习生 储舒婷 　　 “假设你是一名工程师，你的上司正全力促成某个项目上马，而你却突然发现该工程隐藏着较大的设计缺陷，你该怎么办？”“假设你提出了自己的专业意见，却感受到来自上司施加的压力，可能还会影响前途，你还会坚持吗？” 　　…… 　　这个新学期，同济大学面向所有本科生推出一门全新的通识教育选修课：《工程伦理学》。当80多名学生抱着好奇心走进教室听课时，才发现这门只有1个学分的课程，却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难题。 　　其实，这门课对授课教师提出的挑战更大。《工程伦理学》，是一门融工程科学、伦理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等为一体的交叉学科。为了推出这门课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顾祥林不得不请来“外援”帮忙——任教于华东理工大学、对商业伦理学颇为熟稔的顾剑博士。 　　在这个学期推出这门全新的课程前，两位授课老师光编写教材、备课就忙活了近两年时间。甘愿如此“折腾”，自然有原因。“中国的工程教育有一块短板必须要补上，这就是——工程师的责任心。”顾祥林说。 　　 学生们的“纠结”说明？“这门课开对了”！ 　　成为一名工程师需要怎样的职业操守？比起讲授“条条框框”，讲台上的顾剑教授更愿意启发学生从实际情境开始思考。 　　这是出现在最近一堂《工程伦理学》课上的案例讨论：20世纪70年代福特公司的Pinto汽车一度很畅销，但这款车位于后座的油箱存在设计上的缺陷，一旦发生追尾，油箱很容易起火。后来，当受害人把福特公司告上法庭，案件审理时却发现，福特公司早就知道油箱设计有问题，但公司在做了成本收益分析后，决定不加装安全保护装置。这是因为，做技术改装的总费用要远远高出赔偿给事故死者的费用。 　　福特Pinto车案例通常被应用于商学院教学，顾剑把它“移植”到《工程伦理学》的课堂，还“复刻”了商学院教案中一个最常见的问题，用来“拷问”未来的工程师们：公司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哪一个更重要？ 　　讲台下几乎一边倒的声音：“长期利益。” 　　“你们确定吗？”顾剑反复和学生们确认答案，不过，没有人提出异议。等了几秒，教室安静下来。“你们都错了！”公布答案的时候，顾剑的声音明显提高了一个分贝。“工程师必须要将公众的安全居于首位！至于经济效益，那是公司管理层而非工程师要考虑的事。” 　　《工程伦理学》开课迄今四讲，从曾经的福特Pinto汽车，到我国50年代建设三门峡大坝引发的争议，还有上海外滩第一湾的拆除……几乎每一节课，任课教师都会甄选一些案例，组织学生开展讨论或辩论。 　　有位大一学生坦言，这门工程伦理课没有灌注太多知识点，却时而让他有“人格分裂”之感，“在应然和实然之间，有时你哪怕知道应该怎么做，但考虑到个人的得失和实际情况，也未必会按应然行事。” 　　学生们面对伦理困境的纠结、在案例讨论时呈现的矛盾心情，甚至还有人因找不到更好解决方案而选择向现实“妥协”……各种来自课堂的互动和学生反馈信息都让顾祥林有一个感觉：这门课开对了。 　　 正确的举报行为，是需要学习的 　　 “大学教育总是努力想把学生培养成优秀的工程师。但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光掌握卓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不足以称之为优秀。”在同济土木工程学院任教20余年，顾祥林毫不掩饰对学生的欣赏。“工程师都是一群很聪明的人。”不过，他也时常告诫学生慎用自己的“聪明”。“聪明人干坏事，比蠢人做坏事造成的社会危害更大。” 　　不少企业界高管给学校的反馈，和他的看法基本一致。“中专生很好用，大专生还可以，本科生凑合用，硕士生不太好用，博士生用得不好可能会让你的公司完蛋——品德不好的博士生就是隐藏在公司的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会爆炸。” 　　除了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好人，工程伦理的教育内容还包括让工程师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环境、生态的影响，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等等。 　　实际上，为工程师的职业行为设定规范，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的工程教育界就开始了系统研究和探索。目前，在美国高校中，工程伦理成为工程专业一门很普遍开设的课程，一所院校的工程学科要通过ABET认证，必须将工程伦理纳入整个工程科学教育的规划。 　　由此对比国内高校的工程教育，很多专业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动手实践能力，而若涉及工程师的职业道德教育，按照顾祥林的说法，这很大程度上依靠任课教师个人的觉悟。“老师人品好，或者特别有人格魅力，就会结合实务给学生讲一讲。” 　　把好老师的主观意识上升为一种更好的制度设计，作为一门课程的《工程伦理学》，不可避免地要回答很多让学生们感觉犯难的事情。 　　比如，身为雇员的工程师如何在“愚忠”和“负责的忠诚”之间做出选择；在发现接手的工程可能有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