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罪犯劳动制度存的主要问题方法.docVIP

我国罪犯劳动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 罪犯劳动 反思 重构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罪犯劳动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日益凸显，有必要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予以重构。应正确定位罪犯劳动的性质和目标，改进罪犯劳动的内容和形式，切实保障罪犯的劳动相关权利，并逐步推行适当的罪犯劳动报酬制。 　　根据美国学者菲利普· 赖克尔的观点，依监狱劳动目的的不同，可将监狱劳动分为三种类型，即惩罚性劳动、营利性劳动和改造性劳动。改造性劳动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劳动目的的观念。在近代监狱改良运动之前，劳动被当作惩罚和奴役罪犯的手段，大量罪犯被驱赶从事苦役，甚至于一些罪犯被迫从事反复踩转轮圈、推转磨盘、滚动石块等纯粹折磨性的无效劳动。随着近代教育刑的兴起，罪犯劳动的性质才逐步发生变化，劳动不再以惩罚罪犯为目的，而成为改造罪犯的手段.[1] 　　长期以来的各国行刑实践证明，组织罪犯劳动，可使其从劳动中体验人生的价值，形成正确的生活观念，因而对有效地改造罪犯、促进其再社会化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同时，组织罪犯劳动，可减轻其因沉闷和缺乏建设性的活动而产生的焦虑不安情绪，对监狱的安全和预防罪犯重新犯罪也有正面作用。联合国有关国际性文件充分肯定了监狱劳动对于改造罪犯的意义。许多国家也在有关法律中对罪犯劳动作了专门规定。如西班牙《刑法典》第54条规定:“劳动是犯人的权利和责任,是改善犯人的根本手段。” 　　在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罪犯劳动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46条的规定，凡有劳动能力的罪犯，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在监狱工作实践中，组织罪犯参加一定的劳动，是公认的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之一。然而，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的罪犯劳动制度在实践运作中曾出现过一些误区，致使劳动在改造罪犯中的积极效应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在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的罪犯劳动制度。 　　一、我国罪犯劳动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由于监狱普遍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致使监狱生产中偏重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罪犯劳动的教育改造功能受到抑制，监狱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其本来宗旨。根据《联合国罪犯处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规定，监狱劳动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持和增进囚犯出狱后诚实谋生的能力”，“囚犯及其在职业训练上的利益不得屈从于监狱工业盈利的目的之下”。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监狱劳动的总原则》进而指出：“监狱劳动不应视作附加刑罚，而是一种有利于恢复囚犯适应能力,为其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培养他们良好的劳动习惯,防止游手好闲和放荡不羁的措施。”我国监狱法第71条也规定，监狱应合理组织劳动,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可见，无论是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还是国内相关立法，都明确规定了罪犯劳动的宗旨在于教育改造罪犯，促进罪犯的再社会化，而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实践中存在的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现象，势必冲淡教育改造这一监狱工作的主题，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2、由于片面强调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罪犯劳动的内容和形式往往服从于发展监狱经济的需要，而不是服务于教育罪犯和训练其社会适应能力的需要。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监狱劳动的总原则》第5条规定：“应该从囚犯重新适应社会的角度出发，探讨哪些工种对于监狱最为合适”。我国澳门地区监狱法也规定，囚犯劳动要有利于罪犯重返社会，在安排囚犯劳动时，应考虑其体力、智力、专业能力、其意愿及刑期、以及工作经历和释放后可能从事之业务等因素。[2]但我国大陆地区长期的监狱生产实践中，是以监狱为本位而不是以罪犯为本位的，因而在劳动项目选择、管理方式等诸方面，都很少考虑罪犯回归社会的实际需要，在此情形下，罪犯很难通过劳动获得未来在社会上谋生所需的经验和技能，因而缺乏劳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甚至产生对劳动的厌恶情绪，有的不惜以自伤、自残的极端手段逃避劳动。 　　3、对罪犯相关劳动权益的保障不够。首先，有关政策确定的罪犯的劳动时间偏长。根据司法部的相关规定，“罪犯每周劳动(包括集中学习时间)六天，每天劳动八小时，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不超过四十八小时”，也就是说对罪犯实行每周 6 天工作制，这相对于我国劳动法规定的 5 天工作制而言，显然偏长，这不仅导致罪犯劳动休息时间的减少，而且挤占了罪犯接受教育和进行其他娱乐活动的时间，从而对教育改造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其次，罪犯劳动报酬制没有真正落实。获得劳动报酬是罪犯的一项法定权利。联合国在《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6条第1款规定：对囚犯的工作，应订立公平报酬的制度。1994年出台的我国监狱法第72条也明确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但是，监狱法的这一规定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实际执行，罪犯劳动报酬成为一张事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