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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及其教育思想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 生平经历 两三岁，母亲教识字。 四五岁，祖父教《四子书》、《诗经》。 六岁，和父亲学习中略史和《五经》。 十二岁，秀才。 1887年，在广州学海堂学习。 1889，十七岁中举人。 1890年，在上海接触西学，秋季拜师康有为（长兴学舍-万木草堂）。 1895年5月参加公车上书，步入政坛。 1895到1898发起并领导维新运动,主要以办报为变法维新运动手段。1898年戊戌政变，逃亡日本，继续办报。 1912年回国，后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 1915年撰文反对复辟帝制。 1917年结束政治生涯。 1918年游历欧洲，。 1920年回国任教。 1929年病逝。 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民族危机孕育了梁启超自觉的历史教育意识,推动他开拓了近代历史教育的道路。 这种历史教育思想孕育着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雏形,顺应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要求。虽然它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也显示了很高的社会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历史背景 旧中国国势衰落、民族危亡,孕育了梁启超自觉的历史教育意识,推动他开拓了近代历史教育的道路。 梁启超以“新民”和提供“国民资治通鉴”为目的,以近代报刊为推行历史教育的主要手段,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近代观念传达给国人,以期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 教育思想概览 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1）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2）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 （3）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 （4）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 近代历史教育的目的 “新民” 梁启超认为,国家是有独立的国民构成的,只有“个性圆满发达”且“自觉”的国民才是具备现代资格的国民。拥有这样的国民,才能建设独立而强大的国家。 “国民资治通鉴” 这一目的是上一目的的延伸,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内容上说,提供的是国民之史;二是从对象上说,是供国民之鉴 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 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 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 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素质教育思想 在复杂多变的竞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素质竞争。梁启超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竞争理论去看问题，认定一个民族的优劣，一个国家的强盛，起决定作用的是其人民程度的高低，国民性决定着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面貌。中国在近代的落伍和受欺凌，从根本上讲是国民素质低下所造成的。而国民素质的低下则是“教之未善”之故，即教育事业没有办好。这主要表现在教育没有普及。 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 梁启超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 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的领袖人物,他也十分重视学校教育。 他倡导在全国范围设立完整的各级各类学校,并提出一系列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梁启超是较早设计出中国近代学制的教育家,他认为中国欲求富强,根本之途必须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 他拟定了《教育期区分表》,指出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诸如知、意、情、身体、自观力等方面,以此作为划分教育阶段的标准。 重视师范教育 梁启超曾有 “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 的感慨,为此,梁启超极力提倡师范教育,并把它当作是“群学之基”即各类学校的基础。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里就包括有从“寻常师范学校”到 “高等师范学校”,直到“师范大学”的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 “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重视基础教育 梁启超将学校教育分为两类：一为一般平民教育，一为高等人才教育。前者提高国民素质，后者培植国家高级人才。 在他看来，培养少数高级人才并非难事，而将平民的文化水准提高一寸则是相当困难的，他多次呼吁 “教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