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张印堂传(正文).docVIP

张印堂传（1903年——1991年） 张印堂，中国近代地理学家，人口学家。曾在经济地理学方面具有突出的成就，为中国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他十分注意云南地理的研究，曾多次赴滇西调查滇缅地理状况，为边疆发展提供资料，为边界的划分提供依据，被西南联大学生称为“中国地理学权威学者”《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一文，获教育部1934年《地理学报》创刊号以第一篇文章形式发表其论文《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论文明确提出中国需要计划生育，这是目前有文字可考的关于中国需要计划生育的第一篇科学论文。1935年涂长望发表《与张印堂先生商榷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重要论文，其中用专门篇章论述了中国天灾、人祸与中国经济、政治的关系问题，反对控制人口。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西迁昆明，联合组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秋， 张印堂到达昆明，出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地理组组长，成为教学和科研主力，先后开课5门。 在教学方面，张印堂认真负责；科研方面，其一丝不苟。假期，亲自带领学生至野外实习。乘1939年休假之际，张印堂带领助教刘心务奔滇西边疆考察，收集到大量边疆地区资料，并对该地区自然特点、类型分布以及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认真研究。此次考察成果，成为后来因地制宜开设边疆地理课的重要资料。此外，他率领助理研究员邹新垓踏勘滇缅铁路沿线地理情况，所撰写的《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一文荣获三十一年度（第二届）教育部社会科学类三等奖。联大时期，张印堂另发表《云南边疆种族地理》、《云南经济地理》论文等，重视云南地理的研究。 1943年1月，驻大理的国民政府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因办滇西战时干部团的需要，请西南联大、云南大学9位学者前往大理讲学。28日，抵达大理，30日至2月4日讲学。讲课毕，因慕东南亚佛教圣地鸡足山之名，前往鸡足山。张印堂罗常培、郑天挺、潘光旦等还应邀参加大理县志的修纂工作。地学系主任仍由袁复礼教授担任，地理组的负责人为张印堂教授。1948年张印堂教授去美国，学校聘王成组教授1949年底,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云南史地辑要一书由方国瑜等著名学者撰写美George B. Cressey（葛德石1934年，《地理学报》创刊号以第一篇文章形式发表地理学家张印堂的论文《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论文明确提出中国需要计划生育，这是目前有文字可考的关于中国需要计划生育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在张印堂论文中，作者首先分析了中国的人口与耕地情况。作者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估计，平均每人“需三亩田地的生产方可度日“，而当时没有这样多的耕地，因此随着人口增长需要开荒。他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各地区移民垦荒的可能性，发现移民垦荒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中国没有那么多可供开荒的耕地足以支持温饱有余，因此他提出：“是以若想根本的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除积极进行移民开荒之治标的方法外，尚须努力提倡治本的节育政策，方能彻底的解决之。”可以说，张印堂的工作是马寅初《人口论》的基础。 总之，张印堂在其《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一文中提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治本为节育，治标为移民垦荒，其观点应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涉及一个更根本的社会制度问题。1935年另一地理学家涂长望写了《与张印堂先生商榷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论文，其中用专门篇章论述了中国天灾、人祸与中国经济、政治的关系问题，认为中国人口问题的形成与天灾、人祸密切相关，其实是对张印堂人口论的补充。 1950年代，在马寅初人口论受批判的背景下，持相同观点的张印堂人口论同样受批判。1956年，张印堂及继续他工作的胡焕庸即在《地理学报》上遭点名批判，未点名但是被引用观点批判的还有支持者吴传钧、施雅风和高泳源等地理学家。 三、张印堂与经济地理学研究 1938年秋，张印堂到达昆明，任国立西南联大教授，即投入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根据云南地理与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形，写《云南边疆种族地理》、《云南经济地理》等论文抗日战争通往国外的通道大多被切断，抗日所需军用物资只能靠“西线”入境转运。同年九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国际交通应当做准备”，应着手抢修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为保障军需供给，阻止日军的进攻。1938年秋，中英美三方会商，由美国贷款7000万美元，中英两国各在滇境内合作滇缅铁路。 ，张于1939年10月初，利用休假之便，得国立清华大学、资源委员会及滇缅铁路局三方之合作资助，决定亲滇缅沿线调查，对滇西一带的经济地理、矿产运输等情况具体考察。张印堂先生由昆明出发，沿铁路线西行，逐站调查，随地勘测经祥云南折经滚弄到缅甸的腊戍，再沿公路经畹町、遮放、芒市到龙陵，由龙陵又取道腾龙大路，西去腾卫，再由腾东折转返保山，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