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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11级图专二班 徐清致学号 2011302480065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据以取信。[1]考据学则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汉学、朴学或考证学，其主要的工作是运用一定的方法或者手段，比如归纳法、矛盾律等，对传统古文献进行考据，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对文献记载中有阙漏讹误者加以考订补正，或者对各种不同文献中对同一名物制度的不同解释进行厘清，去伪存真，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而乾嘉时期，是中国封建统治繁荣鼎盛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逐渐走向衰亡的阶段。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清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各种思想、学说汇集于此，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清代的学术史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积淀，终于集大成。有人说，清是中国学术的延续期[2]。不仅如此,，清代学术还是由传统学术逐渐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期。而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凭借其独特的时代优势, 在清代学术史乃至中国学术史上充当着一位起承转合的摆渡者，研究者将它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以及宋明理学相并立，是研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近代以来的学者如梁启超更将其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乾嘉考据学的理论和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曰：“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3]那么，考据学为何在乾嘉时期成为时代主流学术思潮？又为何凌驾于其他学术之上呢？就笔者视野所及，目前涉及到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的专著主要有清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国学概论》，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余英时《历史与思想》，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关长龙《中国学术史述论》，任嘉禾《考据学新探》等。而20年来专门探讨此问题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本文就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在以上著述的基础上作一粗浅的梳理和分析，并结合自己的观点加以评述。一、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历史基础考据学的产生、发展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两种风格迥异的学术传统。考据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在先秦孔子时代时期就已经出现，最初指对人或事进行稽考以取信，如《礼记·学记》说：“中年考校”；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订，《论语·八佾篇》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证也。商礼吾能言之，宋不足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证之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六经为经典的儒家学术逐渐成为学术主流。但因为时代久远，传抄有误，且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厄难，经籍或篇章亡佚，或字句脱谬，或真伪可疑，或典制不明。因此，为准确理解经典、发掘圣人微言与大义，考订之学遂发展起来。《史记·伯夷列传》云：“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但考订之学发展至东汉后期，却陷入烦琐。在此背景之下，东汉末年，经学开始向注重“义理”阐发的路数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南学尚说理，北学主义疏。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隋唐建立以后，为整顿混乱的经学，由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由唐入宋，三教由相争而趋会通，遂有理学之形成。宋明理学，注重对经典思想内容的阐说，形成以“理”为核心的一套学说体系，在治学方法上则强调“体悟”。理学家也并不完全否认考订之学，如朱熹就非常重视文献考据。但自南宋末年起，理学成为官方学说，说“理”、论“性”、谈“心”成为儒学的主流。明中叶以降，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王学承、陆九渊心学而起，以“致良知”为目的，强调个人道德体悟，否定学习前人注疏之学以及各种知识的重要性。王学末流更是将这种不重视知识的思维发展到极端，导致明朝后期士子空谈心性，将六经束之高阁的局面。面对理学的泛滥，许多有见识的学者纷纷开始指责理学的空疏。在此情形之下，考据方法又开始受到重视，杨慎、焦竑、胡应麟等有不少考据学著述。由此可见，自先秦以来，各朝各代都存在考据的情况, 只不过没有形成一种学问而已。正如郭康松在《清代考据学研究》中所说：“真正意义上的考据学是在明代中后期萌芽, 在清代才最终发展成熟, 此前只有考据而没有考据学。”[4]二、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关于乾嘉考据学形成之原因，漆永祥的《乾嘉考据学研究》把它归纳为以下种种观点，如清廷文化高压说、宋源说、近因远因说、西学方法影响说、康乾盛世说、时代改革说、历史原因说、封建学术内部矛盾说、清初批判理学思想为先导说等等。认为“论说虽多，但总括而论，大致可归为二端：或认为是清廷文化高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