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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和“稳定” ——读《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体会 《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部关于政治发展理论方面的著作。其写作背景是二战后广大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面临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亨廷顿在这本书中的一个核心思想是“秩序”和“稳定”。他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他在书中大量国家历史事件的对比最终的目的也是在寻找现代化中的国家如何尽可能平稳地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他因此也被归为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对于我们认识现代化过程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战后大批第三世界国家赢得了政治独立，但随之出现了急剧的政治动荡，社会陷于深重的矛盾和纷争之中。亨廷顿则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这一问题，得出了简明而有说服力的观点：政治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据此，亨廷顿在政治参与、政治稳定和政治制度之间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关系模式，为研究政治秩序问题提供了理论框架。亨廷顿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同时也得到了国际政治进一步发展的证明。 围绕如何实现政治稳定，亨廷顿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其一，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加强政治制度化。亨廷顿不仅把政治制度化当作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其视为政府存在的前提。 其二，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党。亨廷顿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能够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 其三，实现政治稳定必须组织好农民政治参与。亨廷顿认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来说，组织农民的政治参与是维持政治稳定最重要的问题。“农村集团的盼望和要求多半是相当具体而温和的。如果这些要求合乎情理地得到满足，那么农村的平民百姓就会恢复到惯常的保守状态中去”。 应当看到，亨廷顿的政治稳定论是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的。他虽然承认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都能促进政治稳定，但仍然认为两党制是符合长远趋势的，由此可见其立场仍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亨廷顿评价政治体制优劣的标准也是很主观的，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就政治谈政治，脱离了经济基础。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亨廷顿30多年前所提出的政治秩序论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以下，本人从三个方面谈谈学习《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的体会。 一、各国应选择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 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提示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他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的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证明了各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多样化。“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不论何种政体，只要它有效地行使职能，维持稳定促进向现代化的平稳过渡，就是有效的政体。广大亚非拉现代化中国家缺少政治共同体和有效有权威的统治方式，所以政治上是失败的。社会集团的冲突、暴力、政变和腐化，缺少权威，社会在传统社会解体后没有有机地整合。作者认为“社会的飞速变革，以及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涌入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发展缓慢”导致了不稳定，美国的政治理念在这些现代化中国家是不适用的，因为它们没有天然的公共秩序。 秩序和权威的确立有待于政治共同体的形成，这个共同体必须是一个多元利益的调和者，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复杂性异质性强的特点，又决定了政治制度的先决作用。 简单的社会里，人与人直接发生关系；复杂的社会里，人与群发生关系。过去需要道德来维系，现在需要义务来规范。“对法律的共同认识”（义务）加上“一致利益”加上“制度化的结合”（类似于帕森斯的系统）构成了共同体。复杂社会的一致性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强弱，无政治的共同体要么是空想，要么就是倒退。而政治制度的前提，在于多元化——单一的社会势力的解体，带来了新的社会势力的相互作用的推力，带来了程序和组织。 “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 ，它的测量标准是：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凝聚性。 适应性是在环境和时间考验下的变量，相对于僵硬性，笔者理解为“与时俱进”，静态的环境和“习惯性”是它的大敌，一个组织抵抗环境的能力可用“时龄”（绝对时间）、代龄（侧重于领导层的新陈代谢、相对时间）以及组织功能三个向度衡量。作者认为，存在高于宗旨，组织的活力是优先于组织行为模式延续性的，“唯变所适”。那么干部轮换制的推行、英国工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宗旨的改变是适应环境改变的需要的，而苏联的解体也有实现工业化主要目标后未能转变党的功能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的原因，这基本是一